重庆大轰炸时房屋损毁 不少知名人士写“求屋信”

渝中区十八梯承载着很多重庆人对历史的记忆。

重庆晨报记者 雷键 摄

家住渝中区十八梯的86岁的陈志碧老人，

讲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城居住的那些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重庆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而且，日本飞机长时间地轰炸，街道、房屋毁坏很大，造成当年在重庆“一屋难求”。

　　不仅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多高官也没有房子可住。从珍藏的抗战时期档案来看，就有很多“求屋信”。“屋以稀为贵”，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

　　买房、卖房、租房，现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在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可是难上加难。

　　重庆市档案馆在整理抗战时期书信时，找到很多“求屋信”。这些“求屋信”，内容多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多方寻求帮助，求租房屋、求地建屋。日前，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将部分“求屋信”进行了公布，并讲述背后的故事。

　　这一封封“求屋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生活——“屋以稀为贵”。

　　人口多挤在“半岛”之中

　　重庆是一个内陆港口城市，也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城市化比其它西部城市更早、更快的城市。因为这个特点，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人口密度一直较高。

　　以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例，重庆城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5037人。

　　而且，重庆又是一座山城，山高地不平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的房屋建筑不仅成本高，而且相当困难。两者结合在一起，战前的重庆就已经人口众多、居住困难，整个重庆城颇有“人满之虞”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重庆城就更挤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介绍，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迁到重庆。加之战区扩大，难以计算的大量人员涌向重庆，他们在重庆“安家落户，立业谋生”，从而使得重庆的人口急剧增加，到1945年3月时，已多达126万余人，较原有人口增加了近3倍。

　　而且，大多数城市居民集中在渝中“半岛”上，让这个小小的半岛显得非常拥挤。特别是通远门以内，人口密度更大。

　　唐润明说，重庆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城市设施更是相形见绌，压力大增。另一方面，日机长时期、大规模地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炸毁了大量房屋。

　　由此一来，重庆市区的房屋不仅价格高昂，一日一价，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有价无市，一房难得。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只得流离失所，投亲靠友和逃到乡村，或是搭建简易的棚房度日。

　　很多“高官”也居无定所

　　当时，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或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也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租借房屋、租地建屋。

　　唐润明介绍，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要职的洪兰友，虽然在重庆住了多年，但仍是居无定所。

　　当洪兰友得知会府街兰庐内，还有可修房屋两三间的空余地盘后，就多方打听这块地的业主。但无奈自己与业主不熟，不得不于1943年4月29日致函重庆著名士绅、金融大亨康心如，“以系兰亭先生产业，闻与先生交笃，曾请转商，当荷面允，至感盛情。”并迫不及待地“兹特附上代拟电稿一通，敬祈察酌拍发，无任感祷，专肃奉恳。”通俗一点说，就是：我已经拟好的电稿，请你帮我拍发一下就可以了，麻烦帮我约一下业主谈谈。

　　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就是当时的高官，为了求得一地一屋，也不得不低头到处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