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下的“跑警报”岁月

■ 1941年人们躲避大轰炸

　　◆ 丁英顺

　　“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当我们仔细聆听这首抗战时期在重庆流传甚广的童谣《跑警报》时，时光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重庆大轰炸下的“跑警报”岁月。

　　空袭之殇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日军在1938年2月～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

　　1939～1941年，日军对重庆分别实施代号为“100作战”“101作战”“102作战”的空袭作战计划，其中尤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起，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上百颗爆炸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昼夜不息。山城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血泪，次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都邮街、小梁子、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大火延烧两日。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倾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五三、五四”大轰炸使得重庆整个上、下半城繁华市区尽成瓦砾，近万人倒在硝烟与炮火弥散的血泊中，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凄凉惨状，给重庆市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为了记住这次空袭，重庆国民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颗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

　　事实上，日机的空袭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间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夜袭重庆，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简陋的设施与混乱的管理造成数千市民在极度拥挤与缺氧中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隧道大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山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另外，长期的空袭轰炸还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使得战时重庆成为“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这种恶劣的市容环境导致一些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十分流行，大批市民因染病而丧生。

　　挂红球，“跑警报”

　　相对于大轰炸直接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跑警报”更是给重庆市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痛。每当日机来袭，市区防空警报随即拉响，市民纷纷躲避，形成了独特的“跑警报”生活。在重庆大轰炸的5年多时间里，“跑警报”已经成为战时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童谣中的“红球”就是战时重庆“跑警报”生活的特定产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防空警报经常无法用电，防空人员遂采取高处悬挂红球的办法进行示警。挂一枚表示预行警报，再串一枚即为警报，此时市民要紧急避入防空洞穴;当串上第三枚时就是紧急警报，这时候行人不准在路上走动。红球一般为绢质材料，约两米长，圆形，可折叠;如果是夜间空袭示警，则内悬“马灯”照明。红球台一般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至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即现在的文化宫后门)，可见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