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经济保障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统一和规范财政经济制度保证党政军机关的财政供给，通过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各阶层群众抗日积极性，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壮大根据地经济，通过开展货币斗争、对外贸易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使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而为胜利开展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财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抗战初期的财经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党组织在全省组织了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数十支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力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部队的吃、穿、用问题。不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和花钱等问题，抗日武装力量就无法存在和发展。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指出：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山东在抗战初期提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抗日军队，通过募捐摊派、没收汉奸财产等办法，解决经费与给养。人民群众捐献的经费、枪支，及时补充了各抗日武装的军需。1938年9月，胶东妇女开展募捐活动，募集金银3万余两。一些积极参军的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在抗日高潮推动下，一些开明地主士绅也捐献了一些钱粮枪支。

　　但是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尚未正式建立，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也从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军饷。因此，抗日武装部队没有正常的供给来源，只好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粮款草料就地征发，随筹随支。部队中也没有炊事员，每顿饭都是根据需要数量由村长、保长向各户派收熟食，窝窝头、饼子、煎饼，样样都有。

　　抗日武装部队在征用粮款时要同当时的各种政权打交道。一种是国民党原有的旧政权，如区、乡公所，需要什么东西，找他们的区、乡长。这些人是谁的武装来，就应付谁。抗日武装部队利用这一点，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另一种是抗日力量派人参加政权，使原来的政权更好地为抗日武装部队办事。这样，有两面负担或多面负担的政权，难免负担过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注意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关心群众的疾苦。廖容标率领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活动在益都、博山边境时，这里的群众很贫困，群众供给有糠的酸煎饼已觉很吃力。当时有人建议筹集白面食为部队改善生活，干部和战士坚决表示同群众同甘共苦，谢绝了吃面食的建议。群众很受感动，称廖容标为“廖菩萨”，称这支部队为廖菩萨的部队。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战争的残酷性与持久性日益明显，这种临时性征集给养的方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足。1938年9月，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提出，必须统一收入统一支出，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

　　统一财政收支 1939年初，山东分局开始提出一些指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要求根据地建立统一的、有计划的供给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1939年8月，山东分局决定实行统一的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度。其基本原则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累进税率原则上按阶级规定，中农贫农不超过所得的5%，富农不超过10%，小地主20%，中地主30%，大地主35%。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一些财政机构、财政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一些部队的财粮供给开始由抗日民主政权筹募，随地募捐、摊派的办法有所改变。

　　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中共山东党组织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1940年3月，山东分局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黎玉任财委主任，艾楚南任副主任。随后，地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也都建立了相应的财委机构与制度，统一的财政制度初步建立。山东省联合大会召开以后，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快发展。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设立了财政经济组，其下属各级政权亦相继设立财经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