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主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鲜明地把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明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以及保障人民各项政治自由，废止肉刑，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等人权要求，并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提出了“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同年12月，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土地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中农等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在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建立参议会和行政公署，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来维护、保障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人权。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是各民主政权建设的典范。在根据地政权创建的第二年，即1941年9月26日，安徽无为县就通过了《新四军无为县保障人权条例》，同年12月23日，淮海区就颁布了《淮海区修正人权保障条例》;25日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淮北苏皖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权及保护工商业条例》，1943年3月1日，盐阜区又颁布了《盐阜区行政公署保障人权暂行条例》，1944年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人权财权保障条例》。这些产生于抗战形势下的《条例》，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对根据地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建立立法机构——参议会，成立区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巡回调解制度，从而有力保障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发展权。《苏中区人权财权保障条例》首次明确了人权的概念，还扩大了人权中“人民”的范围。明确规定：本区人民曾因反对抗日民主政府逃亡在外者，自愿遵守本区法令返回本区，一概不咎既往，并受法律之保障。汉奸伪军经履行法定手续反正自新者，亦适用本条例。对此，陈毅同志在盐阜行政公署召开的8县开明士绅和教育界座谈会上接受各界代表的意见和批评后，欣喜断言：“我们中国30年来能这样聚合党政军民一堂来商量国家大事，来商量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且可以直言无隐，可以面折廷争，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压迫下层，恐怕只有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才能找得到，如说这是破天荒的创举，我想绝不是过甚其词”。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的主要特点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各抗日民主政权后，坚持把实行新民主政治作为重要的施政纲领，把人的生存权当作人权建设的首要目标，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人权的基本任务，写下了中国人权保护的崭新篇章。

　　(一)把生存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出发点。人的生存权是人权建设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权利内容。一部近代中国百年史，其实就是一部国家丧失主权、人民丧失生存权的悲惨史、血泪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中国人民的生存权面临着严重威胁。江苏是日伪军统治的核心地区，江苏人民群众受到的蹂躏和剥削更加严重。日伪军除对城市的铁路、交通、工矿和企业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经营，还通过发行“中储券”、“军用票”、“安定公债”等办法巧取豪夺，大肆吮吸江苏人民的血汗。1941年后，日伪军对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掠夺和封锁，严重窒息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萎缩。战争的巨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江苏人民群众蒙受了空前的苦难。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从解决人民的生存生活入手，把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生存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