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二）(8)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曾汇款到香港，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24]他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台救护车和大量药品。

　　1939年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并明文规定把华侨募捐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会后，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捐献热潮。

　　1940年9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带回国币11.19万元，赠予新四军。

　　华侨和国际友人在物质和资金方面对新四军的支持，使新四军解决了一部分军饷、服装、医药、枪械、运输等问题，提高了新四军在敌后独立自主作战的能力。

　　2.舆论道义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给予支持

　　首先，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新四军抗战的事迹和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局面。新四军组建之后，由于国民党的成见，对新四军进行污蔑和限制，加上舆论宣传方面的垄断，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了解是比较少的，或者是经过歪曲的。一些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英勇事迹。1939年，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来到皖南军部，写了大量的通讯和文章，热情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强烈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斯诺写了《项英的一支铁军》，在《亚细亚》月刊和《良友》杂志上发表。史沫特莱也为新四军写了大量报道。由于这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于新四军的看法。他们不断将新四军的事业介绍给世界人民。如汉斯·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自卫队和游击队，整顿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建立了人民参议会，以实行民主政治。”[25]这就可以让国际友人了解到新四军是主张坚决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

　　其次，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洋商报》接连发表《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等社论。马来亚槟榔屿《现代日报》及《现代周刊》在致蒋介石电文中担心地指出，自解散新四军问题发生，侨胞至深关怀，“诚恐统一战线分裂，致为亲痛仇快”，他们迫切地要求蒋采取“慎重措施，务使全国枪口，一致对外。”[26]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些正义的国际友人根据他们的见闻，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如1944年英国记者格尔德报道：“日军在其最近推进中并未受到过打击，他们在气候寒冷及缺乏食物下退却，中国军队很少抵抗，指使敌人在装备更好后回来以攻入云南的危险……周恩来在回延安之前告诉他说，如果共产党军队获得充分的供应并被补充以必要的武器与军火时，他们能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发动牵制性的攻势。”[27]

　　再次，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广大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利益，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搞分裂，遭到国内外反法西斯和平力量的一致反对。菲律宾一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呼吁当“暴敌压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如果内战爆发，“岂但抗战无以持续，则民族恐陷于沦亡”，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28]“马来亚31个华侨社团通电表示：‘誓死反对内战，拥护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古巴7个华侨社团通电要求：‘和平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旅美加省华工合作会通电‘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缅甸18个华侨团体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民报》发表评论呼吁：‘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菲律宾华侨的《建国报》发表社论：‘再一次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对外。’”[29]华侨反对反共行经的一致声讨扼制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提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还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3月9日，美国政府通过总统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以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之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国际友人对新四军舆论道义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对革命反共摩擦的回击，打退了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

　　3.为新四军输送各种技术专门人才，参与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