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二）

　　6.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接受各种国际援助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的一个组织。发起人有宋庆龄、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教会驻香港主教何明华，还有冯玉祥、孙科、宋子文、颜惠庆等一批著名人士。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是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爱国华侨邓文钊除担任委员会委员外，还兼任保盟的司库，他倾其家资以支援抗战。

　　保盟成立后，各国援华团体和华侨社团纷纷与其建立联系，香港地区的救援组织更是积极配合保盟展开工作。保盟还在上海设立了分会组织，并作了大致分工：保盟香港总部负责支援八路军，保盟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作为上海分会负责人之一的耿丽淑出色地开展了工作。耿丽淑是一位出色的美国妇女，原名塔利塞·格拉克，1926年被派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在上海，她结识了宋庆龄，并参加了驻沪外国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保盟上海分会建立后，像一个物质“中转站”，将保盟总部运抵的、外国友人援助的医药、后勤物质，分批、分段地秘密运往新四军根据地。在耿丽淑的影响下，女青年会里其他外国妇女也热心支持新四军抗战秘密进行救助活动。

　　1938年秋天，根据叶挺的安排，沈其震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提出希望保盟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沈其震返回不久，新四军就得到一批上海转运来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质。

　　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新四军后方医院新建了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由于天气炎热，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16]。宋庆龄闻讯后，答应尽快帮助解决，并建议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以便更多地争取外援。由此，在皖南山区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根据保盟中央的指示，保盟上海分会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等前往新四军驻地。

　　同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毛毯，便向海外侨胞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以帮助新四军伤员、士兵抵御严寒。经过半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该运动得到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广泛支持，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际游人和侨胞纷纷捐助毛毯和资金，如悉尼的3个华侨团体，便捐献了2200条优质新毛毯。2万条毛毯的捐助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支援新四军的物质，从香港运到温州，先用卡车运到宁波，到没有公路的地方，就组织人肩挑人扛到皖南。这个工作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负责。上海分会是直接将物质送给新四军。

　　1939年冬，叶挺在沈其震的陪同下，到香港向宋庆龄致谢。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叶挺，他们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宋庆龄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她还亲自到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新四军的物质进行分类、点数和登记。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军需物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宋庆龄指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连续发表《中国的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文章，揭露了事变真相，赞扬新四军的业绩。她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禁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7]不久，陈毅、刘少奇派沈其震再度去香港，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重建军部和新四军亟待得到外援等情况。随后，又有一批药品等物质宋抵新四军防区。1941年底，宋庆龄等保盟总部负责人在香港沦陷前撤到重庆。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制约，保盟工作从此陷入困境。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持续到太平洋战场爆发。

　　7.组织朝鲜青年成立为抗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