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党的作风建设(7)

　　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有不少论述。1943年4月，周恩来为给南方局干部作报告，草拟《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该文后来被辑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题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文中说，领导者的任务之一是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面向群众，要做到四个要求：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文章强调：“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绝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的力量和权力来自人民……我们的一切办法也都是人民创造的。由于依靠人民，我们就击败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7页。

　　刘少奇经常借用古希腊神话巨人安泰的故事，强调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如果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安泰一样，随时可能被人勒死。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已具有较为成熟和完整的理论形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正走向成熟。

　　(三)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

　　艰苦卓绝的抗战，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均体现了这一作风。

　　当时，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5元。八路军、新四军待遇菲薄，衣单食薄，弹药难继，医疗简陋。1941年起，由于日寇野蛮反扑，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作为后方，情况相对好些，但仍十分吃紧，“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延安还遭到日寇的数次大轰炸。国民党试图困死边区，认为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一心坐等边区“塌台”。在艰难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号召各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即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财政状况：一面组织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一面建设公营经济，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陕甘宁边区率先行动起来，军队、党政机关、学校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组成一支数万人的劳动大军，掀起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的山沟开垦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边区地广人稀，具备开荒的条件。朱德最早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1941年3月，在朱德实地考察后，王震率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挖窑洞作为营房，自制工具开荒种地。短短几年，南泥湾变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该旅已做到“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可保证全旅两年的粮食自给，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模范。机关、学校也通过搞生产，实现了物资的大部自给。如此一来，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大为减轻，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军民的物质生活都得到改善，边区原先经济落后的状况得到改变。各敌后根据地陆续开展大生产运动，边生产边战斗，也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