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父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艰苦历程(11)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艺界人士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初期，我姨父张振铎正在浙江海门台州中学代课，后因日机空袭日甚一日，学校不能正常教学，被迫停课，疏散师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强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广大知识青年。年方而立的姨父张振铎决定投笔从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瞒着家人，毅然与台州中学的同事包伯祥、台州中学附小的教员杨言(女)相约，离开故乡热土，于1938年2月的一天在浙赣线的义乌车站会合，挤上火车前往武汉。抵汉后，姨父先找到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浦江同乡石西民。经同乡介绍，他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好手续，搭火车到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西安北门外七贤庄又办了一次手续。从西安去延安临行时还曾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亲切接见。

　　多年后，每当回忆起延安之行那段难忘的经历，姨父的眼神总是特别明亮，语调格外激昂：“延安真美，清澈的延河水中映衬着古老的塔影。山头上一排排窑洞，像一栋栋高楼，壮观极了。到处是明媚的阳光，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延安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神奇。”在延安招待所写了自传后，他被分到陕北公学13大队17分队，改名张陶人(敬慕陶行知的为人)。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干部的学校，1937年9月成立于延安，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施以短期的革命教育。

　　在延安，他在“陕公”学习了3个月，学军事、马列主义哲学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著作。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姨父曾写过一首回忆诗《赴延安》：

延河澹澹源悠远，宝塔巍巍立峰端。

求索陕公纾国难，同仇敌忾挽狂澜。

　　学习期满结业后，他和包伯祥、杨言3人去见校长成仿吾，成仿吾写了一笺介绍信，介绍他们到武汉国民政府找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分配工作，并给每人发5块大洋作路费。他们3人告别延安，重返武汉，找到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受到郭沫若的热情接待。当时在场的还有郭的秘书傅抱石。郭沫若是四川人，对江浙话不大懂，有些话还得靠秘书傅抱石“翻译”。

　　郭沫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详细询问情况后，建议他们回浦江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亲笔写了一封介绍函。他们马不停蹄赶回浦江，持函专程造访国民党浦江县县长金平欧，不料金居然连面也不见，只是派手下人通知他们3人等候分配。可是等了一周多却杳无音信。

　　这时姨父的内弟黄长波正和中共地下党员马丁等人在黄宅镇古城小学和黄氏宗祠内举办抗日救亡暑期青年训练班和民众夜校，姨父等人便也积极参与其中。包伯祥教抗日游击战术，姨父教大众哲学和大众美术，马丁教抗日救亡歌曲。姨父把他在陕北公学学到的哲学和革命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学员听，并号召学员们以美术为武器，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共纾国难，唤起民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和马丁讲的美术、音乐课最受学员欢迎。当时他只知马丁是个外地进步青年，事隔多年才知道马丁原来是中共浙江省金衢特委派来会同黄长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马丁从夜校和训练班的进步青年中逐步发展了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并于1938年5月在黄长波家中召开浦江“民先队”大队部成立会议，推选黄长波为大队长，马丁为组织部长。后来，浦江全县“民先”队员发展到400多人，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训练班结业的学员，有不少人经组织介绍去皖南新四军工作。“青训班”开办了几期之后，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浦江县政府以这所学校“未经上峰批准备案”为由而勒令停办。后来又以“参加非法组织罪”将黄长波缉捕入狱。姨父也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