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财政（1）

　　一、战时财政方针的提出

　　抗战开始后,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推进,鄂省财政收入锐减,其纳税的主要地区沦为战区。鄂省70县中,先后沦为战区的武昌等东南34个县,类皆富庶,平常为省岁入主要地区,其余鄂中、鄂西、鄂北36县则多地瘠民贫,财政基础薄弱。尤其是营业税,汉口收入占全省半数以上,自弃守以后,便无法征收。在平时,湖北省田赋亩捐额征数各约400余万元,营业税额征数约400万元,实收数达300万元左右。1938年7月至12月,湖北省田赋实收数仅15万余元,营业税实收不足94万元(湖北省财政工作报告书(1938年7月起至1939年2月止),第37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S19-I-342-1,以下简称《报告书》)。

　　在收入锐减的同时,财政开支却急剧增加,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间,湖北省仅各项紧急经费支出就达500万元。

　　面对空前严峻的财政形势,如何增加收入?如何安排开支?成为当局亟待解决的问题。1938年7月湖北省国民政府改组后,新任主席陈诚发表施政方针,提出在财政上“务必剔除中饱,涓滴归公,严禁浪费,提高效率,一本穷人穷干之精神,俾取之于民者,依然用之于民”。1940年9月陈诚回省主政,亲订施政要旨十条,其中财政方面,“量人为出,与量出为人,同属重要;今后一面应顾及财源、民力,以为适当之支配;一面须注意事业之进展,以应时代之需要,与财源之开发。”这里,陈诚提出湖北省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既要“量人为出”,又要“量出为人”,也就是既要考虑本省的基本财力,又要兼顾“事业”之发展。这一“事业”,陈诚在1941年称为“建设新湖北”,主要任务有三,“一日开发资源,增进生产,以提高全省人民经济生活之水准。二日加强训政,推行自治,以提高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之水准。三日普及教育,倡导学术,以提高全省人民文化生活之水准。”(湖北省政府秘书处印,《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1941年6月),第1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Sl-1-0993-002)。

　　1940年9月14日,陈诚在对省财政厅全体职员进行训话时,提出战时湖北财政要树立自给自足的基础。“所谓自给自足,就是以自己的生产供给自己的需要,也就是所谓‘自力更生’的道理。”陈诚指出,抗战三年以来湖北与这一方针离得很远,“在收入方面,一般只知征收税捐而不知增加生产,在支出方面,也只知机关经费的支出,而不知事业经费的支出”。在陈诚主政期间,注重增加生产以及对教育的极力投入是非常突出的方面。

　　陈诚提出湖北省今后的财政设施,“非但要计算‘财’的多少,而且还要注意‘政’的运用”。具体而言最迫切的财政工作有两项。其一是财务行政的刷新。包括公库制度的推行,清理各厅处机关结存,征收机构的统一,以及减少损失与浪费等等。其二是县地方财政的整理。关键是加强县地方财政的力量,使其自身能供给自身的需要,而不必仰给于省。

　　在1941年6月由省府审核通过的《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中,规定了具体的财政措施:其一,改革赋税制度,实行土地陈报后,改进营业税;其二、整理省公有财产;其三、建立县(乡)财政;其四、健全财务行政及监督组织。

　　二、财务行政的刷新

　　战时鄂省整理财政以健全财务机构为首务,主要从三方面着手,即统一征收机构、推行公库制度、加强计政。

　　其一、统一征收机构。鄂省田赋征收原有各县田赋征收处及钱粮总署,抗战后则改组为经征处,附设于县政府之下,受财政科指挥。在经征处内,设立核算、收款、票照三组,使其职掌分立、互相牵制,不致从中舞弊,同时,将收款组事务归县金库办理,使收款与经征分立,以杜浮收侵挪之弊。至1939年,除赋额较少、征务较简之县份外,有48县成立了经征处(《报告书》,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