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财政（2）

　　1941年6月,省府“以本省营业税率,原较其他各省为低,自抗战军兴,商人利用商品供不应求,高抬物价”,决定酌将税率增加,改定课税标准: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的,税率由原来的150/00增至200/00,以营业总收入额为课税标准的,其税率分10%、15%、23%三等。该标准自1941年7月份起实行(《鄂营业税税率酌增省府通令各专署自七月份起实行》,《新湖北日报》1941年6月13日第二版)。经过整顿,营业税的增收较有起色。以松滋县为例,1939年度该县从营业税局整顿人手,四个月即盈收税捐1万元,1940年又盈收20万元,1941年1至11月营业税收人171 900余元,除原比额31231元,盈收140 700元(向经武,《松滋税收整理概况》,《新湖北日报》1942年1月7日第四版)。

　　其三是整理屠宰税。在抗战期间,屠宰税税率屡次提高。1939年12月,猪每头增正税0.8元(含原有0.4元),共为1.2元;羊税每头增正税0.3元(含原有0.3元),共为0.6元;牛税每头增正税1.2元(含原有1.2),共为2.4元(湖北省财政工作报告书(1939年8月至1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S19-1-342-I)。1941年4月,屠宰税正附税合并,税率又有所提升,其中宰猪一头征税3元,宰羊一头征税2.2元,宰牛一头征税15元(《湖北省各县屠宰税征收规则》,《新湖北日报》1941年4月14日第一版)。1941年6又有增加,计猪每头征税6元,羊2.4元,牛30元,全省年征761 770元。自1942年8月1日起,猪每头改征为18元,羊5.4,牛50元,全省年征22 853 124元,计增收15 235 416元(湖北省政府编印,《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2年4月起至10月止),第23页)。之所以屡次提高屠宰税率,省府认为:“食肉者多系中上之户,兹不加重贫民负担。”(《报告书》(1939年8月至12月))。

　　随着税赋收入数额的增加,其在省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在1939年度概算中,岁人仍以债款收入为最巨,次为中央补助费,赋税收入居第三位。在l至10月份实际收入中,各项收入所占位次未变。而在1940年度实际岁人中,税课收入已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中央补助款收入,债款收入退居第四位。1941年度,全年实收数,税课收入14 607 708元,居第二位,仅次于补助及协助收入26 206 731元,长期赊借收入则降至2 611 328元,居第六位(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记录(1942年8月),第56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Sl-1-0930-001)。税课收入数量的增加以及在财政收入中地位的提升,显示了抗战时期鄂省谋求财政“自给自足”的努力与成效。

　　四、财政支出的分配

　　前文指出,陈诚在检讨既往鄂省财政时,指责其“只知机关经费的支出,而不知事业经费的支出”。陈诚任省府主席后,则尽力减少政费,而维持并增加各项事业费与教育经费。他提出:“凡是应该用的钱,再多也要用;凡是不应该用的钱,一个也要省。”

　　首先是缩减政费。自1937年9月至1939年8月份,湖北先后四次财政紧缩。1937年9月湖北制定非常时期财政实施办法,规定省县财政支出各费按战前编写的1937年度预算八折支给,自1938年1月份起,湖北省各机关经费除特殊情况外均按七折支给,各机关每月经费由原预算案的1 918 371元,折减为1 455 310兀。11月份,再次实行紧缩,裁撤、归并一些并不紧要的机关,减少不能执行职务或事务较少机关的经费,尽量缩减各机关临时费及与国防无关之建设事业费,省政府各厅处经费至少缩减一成以上,减少职员俸给等级差别、以平均待遇中求经费之减缩,省党部高等法院暨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经费同样至少缩减一成以上。通过这些措施,各机关每月经费由l 455 310再次下降到999 341元,经过两次减缩,各机关每月实支经费计缩减了455 900余元。1939年8月,进行第四次财政紧缩。每月总支出由1 977 000余元紧缩为1 588 000余元,减支39万元,全年共减460余万元(《报告书》(1939年8月起至12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