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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娅记忆中的父辈抗战史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2017-11-21 17: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陈昭藻全家福

陈达娅记忆中的父辈抗战史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新加坡的华侨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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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澡工作照

陈达娅记忆中的父辈抗战史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陈达娅

都市时报记者文若愚/摄

　　昆明抗战口述史

　　我的父亲陈昭藻是第二批南侨机工。时至今日，我们对南侨机工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大家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还知之甚少。我也是这样，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沟通很少，直至他去世多年后，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我才开始认识南侨机工，重新认识父亲。

　　重新认识父亲

　　2000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电话那边说，陈嘉庚的孙子资助一次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活动，因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人，能否参加?当时对方很急，让我马上做出决定。短暂犹豫后，我答应了。那时，我对南侨机工，几乎没什么认识。我父亲1987年就去世了。1989年，位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南侨机工纪念碑建立，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但父亲、南侨机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段历史，对此我知之甚微。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父亲有海外关系。而这层特殊的海外关系，对我们家影响很大，积极要求进步的我，因此处处碰壁，甚至申请加入团组织，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考察。

　　我对父亲的感情也因此纠结。我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一方面，他70多岁了还拼命工作赚钱养家，供我们姐弟上学，我感激他、爱他;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海外关系，给我的童年、青年带来阴影，甚至是怨恨。我刻意和他保持距离。他在世时，我们几乎没有交流、没有沟通。而他和母亲，也从未主动说起过他的特殊经历。

　　我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完全从那次重走滇缅公路开始。当时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几名健在的南侨机工。

　　当我们走至大理下关时，同行的老机工翁家贵对我说：“达娅，这里(西南运输处第八修理厂旧址)是你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很好奇，我从未听说过，父亲还曾在下关工作。

　　当我们走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边，同行的老机工王亚六、翁家贵和罗开瑚，用凄凉悲壮的声音大喊：“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那一声铿锵有力的“战友”让我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喊声也是我心结打开的开始。因为在我意识里，“战友”这个词是正面的。而此前，父亲在我内心深处是有海外关系的复杂(特嫌)人员。

　　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沉默了一辈子的父亲，或许跟我此前的认识完全不同。他的海外关系，并非见不得光。

　　舍小家回国抗战

　　从滇缅公路回昆后，我写下了第一篇有关南侨机工的回忆文章《揭开尘封的记忆》。之后，我时常探访老机工，后来通过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原来我并非地道昆明人，祖籍海南。在上个世纪初，经琼州海峡，海南岛漂移到大洋彼岸的人为数不少。我父亲16岁时，由于家中生活贫寒，迫于生计，父亲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到20岁时，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并在那儿成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散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的3193名华侨机工，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参加到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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