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财政（2）(2)

　　1940年9月陈诚回省主政后,更大力裁并骈枝机构,以减少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在省的方面,如非常时期地方行政人员研究会、建教合作委员会、战区学校员生登记处、教育检定委员会、施巴警备司令部、军官教育队、保安团指挥部等,或归并或取消,所有业务分别由主管厅处负责办理。在县的方面,如防空监视队、教育产款清理委员会、国民兵团经理委员会、空袭紧急救济办事处、夏令卫生委员会、义教社教推进委员会、教育设计委员会、教育稽核委员会、农村推广处、合作促进会等,均予裁撤,所有业务,分别由各主管科力、理(湖北省政府编印,《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0年9月起至1941年3月止),第2-3页)。此后,在1942年8月、1942年12月、1943年1月,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机构调整,调整的范围依次是:社会行政机构;全省省、县各级机构;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组织。经过四次调整之后,在省的方面,仅存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和秘书、社会、警务、会计等四处;在县的方面,仅存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保五科和秘书、会计两室。另外就是直属中央机构。经过调整,不仅精简了省、县机构,更节省了财政经费。仅第一次机构裁并,即裁并经费一百三十多万。

　　在厉行减政的同时,省府对于各项事业与教育经费则尽力维持,并设法增加。1941年1月更提出,“凡属是建设本省,复兴民族的业务,都按照事业的需要,酌量增加,不受财力的限制”(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记录(1941年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Sl-1-0926-001)。事实上,几年中省财政支出的明显倾向是债务支出、公安支出地位逐渐降低,而教育文化事业以及经济建设支出的地位逐渐增强。

　　在1937、1938年度,公安及保安费支出皆占第一位,建设费占第二位,债务费占第三位,教育文化费占第四位。1940年度岁出实数,计教育及文化费455万余元,占第一位;保安费369万余元,占第二位;债务费350万余元,占第三位;行政费167万余元,占第四位;经济及建设费101万余元,占第六位。1941年度实际岁出,教育及文化费l 275万余元,居第一位,保安费1250万余元,居第二位,债务费约627万元,居第三位,行政费340万余元,居第四位,经济及建设费315万余元,居第五位,。1942年度实际支出,保安费约l670万元,居第一位,教育及文化费l 450万余元,居第二位,经济及建设费约1067万元,居第三位,债务费降至159万余元,居第八位。这一年,教育文化与经济建设支出总额已远远超出保安支出。1943年度实支数,教育及文化费2 128万余元,居第一位,分配县市国税支出2121万余元,居第二位,其他支出约204元,居第三位,保警支出约1754万元,居第四位,经济及建设支出约1364万元,居第五位,债务支出减至122万元,居第九位。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省财政对于债务的整理卓有成效,教育及文化一直是省财政支出的重心所在,其地位甚至超过公安费。事实上,教育文化费不仅在省财政中的位次高居不下,其所占比重也相当高。从1939年至1943年,其比重分别为11.1%、20.4%、20.3%、19.3%、17.9%。

　　教育文化费在总支出的突出地位和比重,反映了战时省财政对“事业进展”的关注。这可与战前省财政支出状况作一对比。

　　在1933-1936年间省财政的实际支出中,债务费始终高居第一位,几年中分别为832万余元、521万余元、523万余元、521万余元,分别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360/0强、21%强、24%强、21%强。其次是经济建设费,分别为244万余元、514万余元、358万余元、564万余元,除1933年居第三位,其余各年均居第二位。教育文化费的实支数及所占位次分别为273万余元,第三位;257万余元,第六位;209万余元,第五位;241万余元,第六位。公安费实支数及所占位次分别为231余万元,第五位;262余万元,第四位;247余万元,第三位;269余万元,第五位(贾士毅,《湖北财政史略》,1937年(出版地不详),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