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儒学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

 

　　虽然中国的儒家文化曾在日本一度非常兴盛，但佛教文化似乎更有市场，从飞鸟时代开始，佛教文化就在日本大受礼遇。室町时代晚期，日本和西班牙开始有了贸易往来，天主教也开始传入日本，并且迅速传播开来，对日本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朱子学
　　室町文化是日本国内诸种文化融汇而成。在这一时代，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国人、农民乃至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后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喜好钻研佛教与儒学。在玄惠法印进入宫廷讲授儒学之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传授重义理的朱子学。后醍醐天皇对朱子学的看重是有其长远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学的名分论为号召，鼓动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际，夺回已失去的权利。后醍醐天皇不仅在宫中宣扬朱子学，而且利用儒学讲坛作为掩护，纠合亲信秘密进行倒幕的组织准备。所以说，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系。
　　北畠亲房是忠于南朝的重臣。他在后醍醐天皇病逝后的1339年写成了《神皇正统记》，其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南朝统治的正统性。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皇统连绵是日本乃神国的体现，皇室正统的来源在于其祖先就是神。书中“以有德者继承为正统”的观点，也是受别国思想影响的结果。
　　参与足利尊氏施政性纲领《建武式目》制订的人，有原镰仓幕府的“平定众”是圆、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卫门、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布施彦三郎入道，儒学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师等。《建武式目》主要内容有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以及选贤者任官等等，显然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五山文学
　　自从平安时代以公卿为中心的儒学式微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禅林儒学。因佛教经典都是以汉文书写，所以汉学乃成为僧侣的必修课程。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乃是以探讨性理之学的宋学为主。禅僧兼学宋学，除了传播禅宗的需要外，还出自禅宗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禅林的日用文书多用汉字“骈文”体。这种骈俪体的四六文，经常要引经据典，除引用禅宗语录外，还引用大量儒典、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学作品。要应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禅僧不仅要学会写四六骈文，还要熟记许多经典。因此，五山汉文学空前兴隆。当时五山禅林颇与中国相似，尤崇尚华风生活，其所撰的诗文也有与元明文人并驾齐驱者。
　　北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满建于京都的金阁，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公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两相兼容。同时，它又受到来自明朝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文化中，既包含当时将军、守护等上层阶级的趋向，也反映了从前代开始同大陆有着密切交流的临济宗受到幕府的保护，被将军家确立为“五山之制”而日渐隆盛的史实。
　　东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政在京都左京区建造的银阁。银阁系两层建筑，下层为书造，上层为唐风楼。东山文化继承了北山文化的传统，但较之北山文化的华丽色彩，它更尊重风雅处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天主教的传播
　　葡萄牙人开拓的对日贸易，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549年8月15日，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儿岛登陆，这预示着一场外来文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继沙勿略后，天主教传教士络绎而至，他们以贸易为诱饵，劝说大名接受洗礼，从而获得在大名领域内传教的权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单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天主教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令人惊讶，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战国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传教方式日本化；广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顺应民心；耶稣会的主观努力。除此以外，文艺复兴后欧洲创造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先进文明，在16世纪以后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
　　凡在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称为“南蛮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对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张神权高于君权。因此，这种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意味着将会动摇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在伦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视贞操反对淫乱。因此日本国内的许多现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责和攻击。
　　天主教出于传教的目的，将天文学、地理学、历算、测量学等科学知识传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开阔了眼界。
　　另外，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日本各地积极兴办教会学校，给日本全民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还把西方艺术引入日本，为日本的民族艺术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