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的中日关系：室町日本和明朝的交往情况

 

　　提及明朝和日本的关系，很多人很容易会联想到明朝的抗倭活动。确实，室町幕府时期，大概是在明朝早期，中国沿海倭寇横行。但这并不表示，中日之间没有什么贸易往来。室町时代，中日之间虽然曾经中断过十余年的贡舶，但贸易关系基本还是存在的。
　　对明交通与勘合贸易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于次年就遣行人杨载、吴文华一行七人使日本，并带去赐予日本国王的玺书一封。当时明朝使节交涉的对象系控制着博多、大宰府一带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府将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对明朝使节的态度并不友好，使节中五人被杀。杨载、吴文华拘留三月才被放回。1370年，明朝再次遣莱州同知赵秩等诏谕日本。此后，明使颇受礼遇。随后，怀良遣僧祖来为正使赴明奉表称臣，贡名马和方物，并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
　　从怀良对明朝使节态度转变之快可以看出，起初对明廷使节的不礼，主要是不甚了解当时中国王朝更换的情况，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他高涨的“神国思想”所致，况且，作为怀良来说，就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也没有实力和必要与强大的明朝政府对抗。
　　1372年，明太祖又遣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8人随祖来一行使日本。此次明使在日本滞留期间，与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取得了联系，这为以后明代的中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足利义满正式遣使明朝是在1401年。义满之使祖阿、肥富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回国时，明成祖派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陪送使，并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义满对明朝使节的态度，极尽殷勤。他亲赴摄津兵库欢迎明船，还焚香下跪，三拜后始拜览明朝国书，并在其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足利义满于1408年5月去世，经由明成祖与足利义满建立的“甜蜜”期，因足利义持继任将军职位而中断。关于中断奉表入贡的理由，足利义持在向明朝解释时推称：“本国开辟以来，百事皆听诸神”；“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国称臣”；并说要改变义满国策，“今后无受外国使命。因垂诫子孙，固守勿坠。”
　　为了争取在亚洲的有利政治地位，又不能与明朝彻底摊牌，因此假托断交的理由乃日本的神明之意，而非人愿。然而其真正原因在于幕府和王室（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幕府内部的矛盾。
　　1429年正月，足利义教继任第六代将军，恢复了曾经中断十余年的贡舶。
　　明代中日关系中，经常会提到“勘合”一词。日本派遣遣明使船一般都得填写“勘合”（前两次没有），而明廷派遣到日本执行赏赐任务或者其他任务时的答使，也往往执有“勘合”。因此，“勘合”一词几成彼此往来的代名词。
　　在历史上，通常把携带“勘合”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船只称为“遣明船”。自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出首次遣明船开始，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将近一个半的世纪中，日本共派了19次。其中第1次到第8次可以认为是朝贡贸易的成立期，为幕府将军所独占；第9次到第17次可以称之为发展期，以有力寺社、守护大名的经营为主；最后两次称为衰退期，为大内氏所垄断。 除第一次外，其余18次的遣明船正使都由精通汉学的五山禅僧担任。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与罪孽深重的倭寇形成鲜明对比。
　　明代时期的倭寇
　　在叙及室町时期的对外关系时，不能不提及倭寇问题。所谓倭寇，是指从朝鲜的高丽朝至李朝，我国的元朝至明朝，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之间肆虐的日本海盗集团。
　　历来学界通行将倭寇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即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为前期，16世纪后半为后期。作这样的划分，时间不是其中的主要标准，更主要是前后两期倭寇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前期倭寇，虽然其间可能杂有极个别的非日本籍人，但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一般是受其领主、大名或者地头等的指使和组织，掠夺朝鲜半岛和我国沿海地区的粮食、水手及其劳力。鉴于明太祖采取软硬兼施的双管齐下政策，加上之后永乐朝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较大规模的倭寇活动接近平息，但零星的骚扰和劫掠几乎没有中止过，给我国的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后期倭寇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劫掠目的都与前期有所区别。“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是学界对后期倭寇成分比较通行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后期倭寇的组织者、行动的策划者、抢劫的实施者，均以日本人为主。人数上占一定比率的中国人，一部分是沿海人民反抗当时统治阶级以及统治政策而铤而走险，大多数则是被日本倭寇强迫充当炮灰。从劫掠目的看，一般只抢大户，或者对官吏加以报复。因而，劫掠的范围也与前期不同，除了深入内地外，还有流劫数郡的现象。
　　日本的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后期倭寇的特殊性，以点概面，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只用“边民”一词，而自始至终不提“倭寇”两字，企图淡化或者否认倭寇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与前者相反，另一些极端主义者却以耻为荣，对倭寇的行为用“邦人的海外发展”、“雄飞国外的通商贸易”、“旺盛的冒险心”等词语来进行美化和粉饰，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明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明朝的文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日本产生影响。第一是人物的交往，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永乐朝（1403-1424）以前，三三两两搭乘商船来中国的求法僧。他们的目的和入元僧一样，与其说是钻研禅学，不如说是来体验中国丛林生活，领略中国风情，学作可与明朝人媲美的诗文。因为他们留明时间较长，所以对于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的移植，极有贡献，其中以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等人最为有名；第二种是带着日本方面的使命而入明的僧侣，他们虽然是使臣，但其中不乏长于诗词文艺的人物。他们尽管在明时间不长，不过一二年，但竟有在中国博得很高声誉的人。如仲芳中正奉成祖赐命书写“永乐通宝”钱文；桂庵玄树每成一诗，便传诵艺林，被称为有盛唐之风；雪舟等杨受尚书姚公的委托为礼部院作壁画，明帝看到后，认为是希世之宝，命他任天童山的第一座，等等；第三种就是渡日明朝人，他们大多数是学问、道德闻名遐迩的高僧，尽管留日时间短促，却广泛地与日本的文人特别是五山僧侣交往，为日本同行题词、写序、修改、讲学等等，为日本的诗文、学术带去了很多新鲜的刺激。
　　然而，一种文化仅靠人员流动来传播和继承毕竟有它的时间性和局限性。因此，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结晶的书籍应是最理想的传播工具了。这就是明朝文化影响日本的第二条途径。
　　首开求赐书籍之例是在1402年明使一菴一如东渡之际，日僧岐阳方秀曾请求《华严清凉国师大疏》、《晋水源师节录注经者》、《演义钞》、《科文》、《圭峰行愿品记》、《原人发微录》、《禅源诠都序》等书籍；1408（应永十五）年，日本使节回国时，曾请求明廷赐予仁孝皇后撰写的《劝善》、《内训》两书各一百本；1468年，足利义政在派遣使节时，竟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记录了求书目录18种；1477年，义政通过遣明使再次求赐《佛祖统纪》、《教乘法数》、《三宝感录》、《法苑珠林》等12部典籍。当时传入日本的书籍还有《翰墨全书》、《大明一统志》、《大明官制》、《武经七书》等等。
　　大量汉籍的输入，给日本汉文学一种清新的刺激与兴奋，对五山僧侣所撰的汉文摆脱倭臭起了较大作用。
　　明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还表现在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食物等等众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