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5)

2017-09-26 23:2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必须说明的是，在成分问题上的暧昧主要还是针对中层及以上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划成分时引入“知识分子”这个“参数”，成分划分其实成了一个双重标准，知识分子干部似乎与其家庭出身进行了组织层面的切割。在组织工作的实操层面看，中共在这一时期已经在干部鉴定表中开始分列干部的“出身”与“成分”(和苏共不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党组织对某些中高级干部修改、隐瞒成分的问题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根本上讲，在干部问题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虚”，其实是中共与自身干部实况的妥协。

　　当然，成分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属性问题，而与干部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直接的纠葛。因此，中共的这种“虚”仍是有限度的。

　　余论

　　因建立、巩固之具体机缘不同，抗战时华北各根据地的干部来源各有特点，但从人际网络层面仍有可贯通理解之处。如华北地区主要的五块根据地中，除山东根据地外，晋察冀、晋冀豫(后分太行、太岳)、晋绥、冀鲁豫的地方干部群体均主要由原平津、河北地下党干部主导。既往论者常简单强调这些领导人与刘少奇之私人关系，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

　　此部分高级干部的最大交集在于他们基本都是1934年后中共在白区力量恢复期里逐步崛起的党内新秀，在前期相对边缘的位置让他们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牵涉较少，身上的历史包袱较轻;而北方地下党的经历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维惯性影响相对较少，这让他们多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并形成较深之战斗情谊。各根据地领导层也有其他重要领导人，但以上这批平津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仍是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的根本核心，多成为此后20年华北、中南、西南地区诸多省份的主要党政负责人，佼佼者则跻身中央领导之列。而华北根据地高层干部基本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群体组建起来的，形成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人际网络。不得不承认，到抗战相持期，一批与此群体关系较远的老资格的农运、工运领袖，政治地位均有明显沉降，前述这批干部在华北根据地已全面主政，各根据地后起的政治新星基本均是与此有深度关联的人物。当然，对此格局的理解不能过于固化，到一般地委级干部和县级干部层面，特别是广大本地干部群体中，则有更多因素制约他们的政治沉浮。比如，这突出地体现在晋冀豫根据地县级干部的“产地”状况上(具体论述从略)。应该说，“产地”的非均衡分布，其实很大程度上仍是人际网络对干部升降制约作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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