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4)

　　在“统战”的背景下，初来乍到的共产党人并没在群众运动中提出多少阶级斗争口号。面对改善民生、合理负担等短期措施或局部之群众运动，地富阶层似乎也尚能勉强接受。但到1939年、1940年之后，政权改造、借粮运动乃及后来的减租减息对根据地的地富阶层已刺激强烈。国共间日益激烈的“摩擦”问题，也让共产党人同与国民党敌后力量存在联系的部分“地富分子”隔阂更深。这样一来，地富出身的干部越来越被党组织视为必须清除的“坏成分”。

　　如果说前节叙及的各根据地先后展开的审干主要针对中上层干部，那么整党则围绕着成分问题，对基层区村干部形成不同程度的洗刷。从1940年4月到1940年8月，4个月里晋冀豫根据地减少了1/3党员，清洗数量近万，这显然属于非常规的、迅疾的组织收缩。

　　党员人数陡降对地方党的组织实力自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因村干部原来多为富农、中农出身的党员，在整党后几乎被洗刷大半，大量支部因群龙无首而陷于瘫痪。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党内清洗对基层干部的心理也造成负面影响，即便是贫雇农都一度不愿意出来担任干部。

　　初读史料，容易感觉整党对区级干部队伍影响较小，因为在当时形成的各种报告或总结中绝少提到分区级干部的具体整顿情况。但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在论及分委干部现状时提到：“现在分委绝大多数都是在整党工作期间勉强提拔起来的，他们成分与工作积极性都很好的，但是能力却很弱。”如此看来，分级干部群体的构成情况应发生较大变革。

　　如对比一下1939年10月和1940年8月晋东、冀西两地区委干部党龄状况，不难发现1940年8月时这两个地区的区级干部恐怕已与1939年10月时的那一群人有较大区别，在未有大面积提拔的情况下，应有相当数量的分委干部在整党中可能遭遇了降级、撤职、洗刷。

　　清理“坏成分”的同时，自然也需要提拔一些成分好的干部。在1939年底强调巩固组织到整党审干这一段时间里，结合群众运动，华北各根据地里很多出身好的农民干部获得了抗战以来最佳的上升机遇期。

　　不过，1942年之后由于敌情严重、经济困窘，根据地党组织已普遍发现之前提拔的这一批农民干部能力不足以应付紧迫局势，因此在日常基层干部选用过程中又放宽了干部成分的准入门槛，但吸纳规模比抗战初则要小了不少。

　　依据笔者对华北5个根据地10个县1939年至1945年区委书记、区长任职变动情况做的粗略统计，可以大致印证这样一个趋势。

　　应该说，此一时期，对基层干部的成分问题，中共的政策执行其实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对“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成分”一般是采取阶段性组织洗刷的办法。对于这些成分不好的干部，其主要政治风险还是某个时段集中开展的组织整理活动，一旦能在整党审干中过关，成分问题似乎又会被搁置一段时间。但总的来看，进入抗战相持期后，虚虚实实间仍是以抓实为主要导向，中共对基层干部成分问题的把控还是在波动中趋于紧缩，成分不好的干部的精神负累也趋于增重，与后来的历史轨辙终形成顺接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样成分的干部更容易获得升迁呢?

　　在华北根据地开辟阶段，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地人，最早的一批干部多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干部，多是家庭条件较好的知识分子。除此类拓荒型干部，其余上升较快的多是中农出身的但也有一定文化的干部(多具有小学、初中学历)，那些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则更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挫折。而中途回家脱离革命者也多是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如此看来，工农出身的干部总体上上升空间较小，故他们在基层往往较早遇到瓶颈;但部分工农干部的优秀分子一旦走上一定层次的领导岗位，则可能因出身优势而更容易获得上升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