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3)

2017-09-26 23:2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从审查对象上看，根据地内各级、各机关中的干部统统在内。审查次序主要是自上而下、逐级层层审查，党政军群各系统干部均无例外。审查的标准原则上是丰富全面的，包括阶级出身、个人历史、能力水平、日常表现等诸多方面，但实际操作中则主要指向干部的“政治忠诚”问题。

　　因此，审干中首先审的是一批层级较高的老干部。从赖若愚、顾卓新、赵仲池三个人的例子(具体从略)可以看出，忠诚度毫无疑问是审干的核心指向。无论顾、赵二人是否真有变节问题，个人历史不清的疑点本身并非捏造。对党组织而言，敌我斗争气氛渐浓后，在不能弄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之下，选择宁苛勿纵的政治审查标准，在逻辑上亦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做法往往会产生较多副作用，对干部个人的政治发展和精神状态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受到审干冲击的绝不只是个别高级干部。仅据冀鲁豫根据地在1941年3月不完全统计，已在审干中发现“不合入党手续的156人，失掉关系或脱离过党的18人，参加其他团体(三青、复兴、会门)80人”。对这些干部的处理办法是“缩短党龄18人，警告14人，留党察看115人，停止党籍6人，劝告出党1人，开除39人”。在这些被处理的干部中有县级干部18人，区级49人，村级89人。

　　对这些因“忠诚度问题”受到处分或怀疑的干部，另一个重要的安排方式是送党校去学习。

　　除停职学习，还有部分干部被动“转岗”。举例来说，部分党务、武装工作干部被调去从事财经工作常常是因为在审干中发现“疑点”，被认为不适合再担任要职，而被调去工商局、企业了。

　　当然，深挖忠诚度之类极具主观色彩的问题，自然难免中共屡纠屡犯之偏误。在狠抓不忠干部的审干之大方针下，又与“肃托”“反奸”等其他因素相纠葛，华北根据地不少地方发生了过激事件。“湖西肃托”并非孤立个案。

　　“忠诚度问题”不仅仅触发于审干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有一批干部曾经被日伪军捕去或俘虏，尽管部分干部最终牺牲，还是有不少干部后来逃脱或者被释放。具有此类经历的干部与过去那些“出狱干部”一样，会遭遇组织的怀疑和审查。

　　在平日里，“忠诚度”还是容易变成“忠厚老实”之类的泛泛说辞，有时甚至蜕化为对领导个人之忠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忠诚度”是个前提，在某种特殊条件或特殊时段里予以检验。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只要不触发重大政治红线，能够实实在在核验干部的标准还是“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之后。

　　尽管能力的指向并不唯一，但在诸多方面的能力中，各根据地党最看重的是“独立工作”能力。既然能力强者上升，自然会有被认为能力不足的干部遭遇降黜。

　　工作能力不仅是经验和智慧的外化，也是体力、热情的体现。有时候，干部本身或许并非能力薄弱，但依然可能因工作成绩不佳或严重失误而被党组织视为能力不足。

　　三成分问题的虚与实

　　中共一直并未放弃对干部队伍阶级属性的强调。那么，在抗战相持期，干部的成分依然对个人在组织内的进退升降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范围常常有虚有实。

　　在1938年春夏组织大发展热潮前，不少地方党组织在组织发展、干部提拔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度出现所谓关门主义倾向。但此后在中央及各级领导机构推动下，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大量吸收党员、提拔干部。矫枉过正之形势下，许多地方不再注意成分来历，党员干部的成分自然越发复杂起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