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

2017-09-26 23:2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编者按：作者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利用各种已刊、未刊史料，结合个体记述与群体描摹，对此干部群体在这段时间里的革命履迹、人生沉浮、进退升降做一梳理。本文出自《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6辑，有删节。赵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中共革命堪称壮阔浩荡，投身其间之革命者数量巨大，终产生相当数量的中共干部。对于这些干部的革命履迹、人生沉浮，既往已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著述予以关注。但这些成果，或以简略概述的形式谈及政治运动、重大事件前后的干部升降问题(常以对照表等形式出现)，可检视特殊节点或动因对干部政治生涯之影响，却容易忽略更复杂之历史背景;或倾向于对个别人物的革命经历展开传记化阐述，具体、生动而缺乏横向参照。因故，我们至今对中共干部中，哪些人脱颖而出、哪些人四平八稳、哪些人波折沉降、哪些人脱队匿迹，均不甚了了。

　　此处，笔者希望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利用各种已刊、未刊史料，结合个体记述与群体描摹，对此干部群体在这段时间里的进退升降问题做一梳理。诚然，政治生命的因缘际遇常常诡谲多变、捉摸不定，本文立足点尚在史实重建。但前述遭际不同的各型干部群体有何特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有轨辙、通则可循，仍值得追索。

　　一形势转变与干部进退一般情形

　　自抗战爆发，短短一年多时间，共产党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等稳固根据地，使得中共“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党，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

　　开局于敌后乱局中落地生根自然艰难，但仍须承认由于国民党军政力量也溃退南撤、日军主力南进在华北占据个别要冲，此广阔区域虽局势纷乱却大体呈现真空状态，根据地干部在1939年之前并未遭遇严峻考验。岂料，自1939年之后，根据地的形势逐渐发生较大转变。

　　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逐步转入相持阶段，日军暂停正面战场大规模攻势作战，国民政府在进行几次惨烈会战后也无力展开反击。而日军渐渐意识到中共力量对占领区域的威胁，对华北中共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形成长期、严酷的压制。同期，华北地区之国共力量在经历“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等事件后隔阂已深。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一度使国共双方在总体上呈现剑拔弩张的对抗态势。统一战线几近全面破裂的大环境自然也会影响到华北地区，太行根据地领导人李雪峰即认为当时已到了“全面内战与全面投降危机的前夜与开端”。尽管最终双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国民党方面还是强化了对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封锁，其情治系统也加强了对根据地党政军机构的侦查与渗透。国共关系的持续冷却无疑给华北根据地的外部环境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这一阶段，华北各根据地面积均大为缩小，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从占据五六十个完整的县份，到1942年中减少到只有7个完整县。同时，长期战乱使得本地农业生产力持续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晋绥根据地经济基础较差，虽非日军进攻重点却“因战争原因，1941年后面几年粮食生产都下坡严重，几乎到难以支撑”。

　　在相持期如此内外形势下，华北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困难时期。这种艰难时势给干部进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干部损坏问题。

　　据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统计，1940年8月到1941年8月，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后，晋冀豫根据地干部队伍遭遇严重的损坏，其烈度远远高于过去几年。仅地、县、区干部“牺牲”一项，一年时间内共有57个干部牺牲，被捕后亡故者23人，病故者33人。在1940年8月的组织报告中，三项数据加在一起才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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