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9)

2018-04-26 06:3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上表可见，县银行在抗战时期的五年多时间里得到了比之前较为迅速的发展，在国民政府统辖的十五个省份都有设立，但分布趋势极不平衡，其中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四川、陕西、云南、贵州、西康、广西、甘肃等省份，共计196家，占全部县银行的65.12%，而在大后方诸省中又集中四川与陕西两省，共计180家，占大后方县银行的91.84%，占全部县银行的59.8%，而大后方其他省份则相应较少，宁夏与青海两省没有设立。

　　三、大后方县银行建设的评价

　　县银行在战时大后方的快速发展并非常规式发展，而是在特定环境下依靠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是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且县银行在大后方的推设并非孤立的，而是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络的重要一环，是建立新县制，发展地方经济，厚植抗战建国物质基础的重要举措，因此大后方县银行之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而复杂的。

　　1. 县银行作为一种新式的现代金融机构，在战时的大量出现是在特殊背景下政府不遗余力倡导的结果，有利于大后方地区现代金融的发展，但是，大后方县银行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

　　战前，大后方地区社会经济和金融事业极为落后，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则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抗战时期，建设大后方金融网，成为稳定金融秩序，保障战时经济运行，支撑抗战的头号大事，而努力筹设发展县银行，又是建设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环节和步骤。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大力倡导和推动县银行的发展。首先为县银行之推设确立法律保障。在1940年颁布《县银行法》，制定了推设县银行的法律规范，又订定《县银行章程准则》46条，详细规定了县银行设立的各项具体事宜，作为各县拟订章程之准绳。其次是努力督促大后方各省认真落实县银行的发展。《县银行法》颁布后，财政部通令各省省政府，督促各县积极筹设。于1941年2月颁布《县银行总行章程》，规定在国都设立县银行总行，各省省会设立办事处，以为指导监督各个县银行业务之中枢;后又将县银行总行改为全国县银行推行委员会，直属财政部;考虑到该委员会与钱币司的职权有重复之嫌，转而将此任委托给中央银行，并在中央银行内设立县银行业务督导处，负责督导各县银行之业务，并协助其发展;各县府亦依法组织县银行筹备会，负责进行县银行成立的相关事宜。第三是详细拟定了大后方各地县银行发展规划。如前所述，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广西、云南、贵州等各省都制订了县银行发展计划，分期推进。

　　在县银行的筹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县银行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除前文所言之成都市银行外，凡是县银行筹设迅速的地方都受到县政府的积极支持，如宜宾县银行就是由宜宾县政府约同县商会、县临时参议会及地方各界人士商谈筹组的，1940年9月，县府委派地方士绅樊从纲、吕辅周、邓天翔为宜宾县银行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并聘请商会会长刘数光、李照尧等人为筹备委员会作为发起人进行筹备，股东会上公推当时临时参议会议长吕鹿鸣为董事长、副参议长解维哲为副董事长，县参议员、宜宾青年党主席彭次三为监事长，美纶百货公司总经理赵如芳为县银行首任经理。

另据《温江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温江县银行“先设筹备处，由县政府聘筹备委员五人会同商股发起人，负责筹备招股及开办一切事宜;筹备处一切用费由县财务委员会及县商会先行垫付至银行开业之日作正报销，本银行资本总额暂定为国币四十五万元，分为四千五百股，每股一百元，除由县政府认股二千股外，余由县区内商民募集，倘不足额时得向县区以外之商民招募……” 由此可知，县银行的筹备与设立虽然困难重重，但县政府的态度一般仍是较为积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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