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11)

2018-04-26 06:3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第四，随着战时西南西北交通网络的初步建成，便利了西北皮毛内销，从而也有利于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发展。战前，西北各地通过黄河水运和平绥铁路与华北各地联系，交通较为便利，而其与西南各地之间由于秦岭、大巴山的阻隔，交通不便。加之，随着近代天津的开埠通商，天津迅速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对西北畜牧业经济的外向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拉动力。因此。战前西北输出皮毛大多通过天津出口，而不是内销西北西南各地。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天津的陷落，天津口岸与西北腹地之间的正常经济联系被切断，迫使西北皮毛寻求新的市场，而战时国民政府为巩固大后方基地和发展后方经济，在大后方展开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改善了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条件，这无疑为大后方皮毛内销创造了有利条件，扩大了西北的皮毛市场范围。尤其是作为大后方经济中心的重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其腹地范围日益拓宽。战前，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通过发达的川江航运，重庆将长江上游流域的川东、川南、川北地区的南充、达县以内数县纳入其核心腹地。而四川盆地四周的周边区域包括云贵高原、横断山地、甘南山地、秦巴山地的部分地区与重庆的联系比较松散。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构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交通联运网，重庆遂成为大后方物资集散之枢纽。战时重庆对外交通的迅速发展，使得重庆与西北地区的联系也开始加强。在水运方面，国民政府为加强重庆与西北各地的交通联系，1940年开辟了川陕甘水陆联运线，由重庆港出发，沿嘉陵江上溯至陕西阳平关，再转陆路至宝鸡或由嘉陵江转入白龙江抵甘肃碧口联系西北诸省。在公路运输方面，1944年2月1日，川陕联运处开行重庆至宁夏、绥远、陕西、迪化等地联运班车。在航空运输方面，战时重庆有渝迪(重庆至迪化)、渝哈(重庆至哈密)、渝兰(重庆至兰州)、渝西(重庆至西安)、渝宝(重庆至宝鸡)等航线与西北主要城市相通。仅在1944年，渝兰线和渝迪线就分别空运物资78491公斤和1914公斤。战时重庆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得重庆除了与西北的陇南、陕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外，与西安、兰州甚至迪化之间经济来往也在增多，重庆的经济辐射功能得以增强。随着战时重庆经济辐射范围的扩大，重庆市场也吸收了部分西北皮毛产品。如战时西安毛纺织品产量最大的华西纺织厂，产品除一部分销售本市以外，“大部向重庆、成都各地运销”。总之，由于战时沿海地区的陷落，使得西北地区皮毛业从战前的外向化被迫开始转为内向化，也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新的动力因素，有利于大后方现代化发展。

　　余论

　　虽然战时西北皮毛的出口和内销推动了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其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从出口来讲，战时西北皮毛出口对中苏贸易发展发挥推动作用的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1942年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争影响，苏联不再与中国签订羊毛易货协定，加上1941年以后新疆与苏联关系的急剧恶化，西北皮毛出口苏联的数量大幅下降。受此影响，主要经营西北皮毛出口业务的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销售额也大幅下降。据西北分公司经理马公瑾估计，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从1939年至1942年，公司年营业额为1400万元，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至1944年中，年营业额降为1000万元左右，1945年更少。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公司经营总额下降幅度更大。实际上，按照中苏双方协定，中国出口苏联的偿债货物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各占50%，但由于1942年以后中国出口苏联的农产品大幅度下降，使得1942年以后中苏易货贸易主要以矿产品为主。在1942年至1945年8月间，中国出口苏联矿产品值约2925.3万美元，而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中国出口苏联矿产品值约1939.6万美元，抗战后期与1942年以前相比，对苏矿产品出口值增长了50.8%。因此，战时西北皮毛出口对中苏易货贸易发展发挥推动作用主要集中在1942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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