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5)

　　1941年12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1942年12月，中国政府与美国、英国代表在重庆谈判，于1943年1月签订平等新约。也是在大后方的重庆，组建了由中国各党派组成的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而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接触。进入1944年，美军在亚太战场节节胜利。而在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损兵百万，失地千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战场捷报频传，世所瞩目。这使史迪威将军在深感失望的时候，又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此前后，戴维斯、谢伟思等美国驻华外交官纷纷向他提出建议，联合共产党部队对日作战。这些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经过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反复交涉，经罗斯福总统同意，史迪威将军向延安派出了以助手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又名“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驻延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

　　只要我们把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放在中国抗战的全局中去审视，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观察，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中国抗战历史以应有的地位，从而还原其崇高的历史的荣光。

　　三、研究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的途径与方法

　　“大后方”既是中国国内抗战的概念，也是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概念，因此，研究大后方的历史必须以国际的视野来进行，研究大后方的成果是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一)把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出版放在第一位

　　目前，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资料分散保存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战时盟国(美国、英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国内。这就需要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一个以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为范围的史料搜集整理体系，出版一套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包括海外保存的档案文献合集出版为特色的大型丛书，为全世界的学者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提供准确的全面的史料基础。

　　为此，我们制订一个以国内搜集与海外搜集相结合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史料搜集计划”。搜集范围大体包括：

　　中国大陆：

　　——重庆档案馆保存的抗战大后方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抗战大后方档案史料

　　——中国西部各省区市保存的抗战大后方档案史料

　　中国台湾：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抗战大后方档案史料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保存的抗战大后方档案史料

　　国外：

　　——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胡佛图书馆等地，以二战时期美国与中国、与重庆关系和驻重庆大使馆为主的档案史料

　　——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牛津和剑桥大学中，以二战时期英国与中国关系和驻重庆大使馆为主的档案史料

　　——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以二战时期苏联与中国关系和驻重庆大使馆为主的档案史料

　　——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的日军侵华，特别是轰炸重庆的档案史料

　　重庆将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最高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出版项目”的要求，到2015年，编辑出版一套以档案文献、学术专著、通俗读物、电子出版物等为主要形态，以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为全貌，以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保存的档案文献合集出版为特色的大型丛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努力使之成为垂之后世的传世经典，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二)以科学的精神加强学术研究

　　科学精神是学术研究的灵魂，能否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学术研究生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