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5)

2018-04-26 04:3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第四，蒋介石的西南之行，虽然表明国民政府的抗战后方基地的重心逐渐由过去的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但这一转向的过程在蒋介石的西南之行期间并没有完成。直到1936年5月，蒋介石还认为“四川经此训练后其基础已定，将来抵御外侮不得已开战时，其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

此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西南的建设和经营，但对西北后方的经营和建设并没有停顿下来。蒋介石在结束西南之行后，又立即前往西北地区巡视。

　　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地势险要。1935年后，随着川滇黔三省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两江环抱，三面临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在首都南京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之时，重庆即成为国民政府迁都的最佳选择。

　　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1937年7月20日，匆匆由庐山返回南京之后的蒋介石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

7月27日，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召集各部、会举行会议，就迁址办公问题作出决议：“(一)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城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数等，以资联络。(二)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高层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军事委员会于8月4日举行卢沟桥事件第25次汇报会，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要求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加以慎重、周全地考虑，并讨论是否以武汉为宜。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曾提出“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甚至作出决定：“外侮虽告急迫，为稳定军心、民心，政府仍应暂时留住首都，不必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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