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3)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谈到“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不过今天实现而已”。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夕，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追述其确定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过程。“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这是我民初以来未到四川以前始终一贯的理想。后来本人民国二十四年初到四川的时候，目击四川当时的情形，同来的人员皆觉得离我们的理想太远，大失所望。但我认为如果四川不能统一，则抗战就无基础，所以我们如要抗战，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性实远胜于广东。因为广东僻处海隅，而我国海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的海陆空军随时可以到达，中央若再认广东为抗战的根据地，则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而四川则远处西陆，形势天成，估计当时的敌人实力，绝不可能深入到四川省来。……因此本人仍认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   这些讲话，绝非虚言，确乎反映了蒋介石抗战时期战略思想的转变。如果联系他1935年西南之行留下的大量演讲和报告，更能看清他将战略后方由西北转向西南的思想脉络。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和成都等西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眉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讲演或训示。

  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问题。

　　从蒋介石西南之行的演讲中，可以解读出以下这些信息：

　　第一，对西南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强调西南地区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西南的建设问题。蒋介石西南之行的直接目的无疑是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但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从抵达西南开始就表现出与此前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他到重庆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突出强调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

  此后，无论在重庆，还是在贵阳、昆明、成都，他都大讲贵州、云南、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建设问题。如讲《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建设新四川之要务》、《剿灭赤匪与建设贵州之要道》、《贵州应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对贵州党政人员与民众的希望》、《新贵州建设极易成功》，《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推进云南省政工作》、《四川应养成之新风气》、《治川救国之要道》、《四川教育界应负之责任》、《治川救国必先整饬纲纪》、《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建设新四川之要道》、《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等等。蒋介石在这些演讲中，特别突出了西南各省在复兴民族中的地位。如“四川夙称天府之国，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为宏速”，必可建设成为“国家民族复兴之基础”   。希望四川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作建国革命一个最充实的基础和造成一个模范的省区”。   “贵州最容易建设，也最应迅速建设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   “云南蕴藏之丰富，土地之肥美、气候之温和、民性之勤俭等种种条件看来，云南真正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设成工业化的云南，作民族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无论就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看来，云南种种条件，都具备可以作为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单就蒋介石的这些讲话来看，与他在西南之行以前的相关讲话没有明显的区别。如1934年2月5日在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讲话时，就强调，“浙江省一定可以成功全国一个模范省，并且能作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一个坚实基础”。   2月12日在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也说“国家存亡的关键系于江西”，“江西应作复兴民族之基础”。   10月15日在西安，又大讲“陕西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都不可视为一个普通的省，实为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基础”，“格外要发奋努力，来负起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使命”。   但正如杨天石教授所指出的，早在1934年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谈到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的设想，“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而如此集中地针对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建设问题发表演讲，就蒋介石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