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8)

2018-04-17 12:4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与此同时，推崇和宣传“贤妻良母”、提倡“家庭和睦”，成为这一时期边区妇女工作的一个重点。边区妇联明确提出口号：“创造新时代的贤妻良母，模范家庭”，要求妇女干部克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把妇女的要求和反抗限制在家庭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以调和妇女与家庭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和冲突。在处理具体问题上遵循的原则是一方面反对丈夫、婆婆无人道的打骂妻子和儿媳，另一方面主张要有友爱的和睦。男子和老年妇女不限制青年妇女的自由，青年妇女不要提过分的要求，但更倾向于说服青年妇女顾全家庭。由于对家庭的不满，陕北当地一些妇女主动要求到学校上学或上冬学，她们希望通过识字后能找到一条出路，而家里老人则害怕她们识字以后“变成公家人”，怕“脑筋转变自由起来”。认为让女子学文化是政府挑拨人家家庭不和。为了消除这些不满，妇联组织提出，建立女学生与家庭的良好关系，反对女学生受教育后，脱离家庭与家庭对立的现象。妇联干部在动员妇女上学时，特别注意让已婚的媳妇或已订婚的女子向公婆作出不离婚的保证。对于那些因公婆、丈夫虐待想离婚的妇女，尽力去做调解工作，告诉她们应该怎样对待好公婆，要知礼节、懂卫生、治好家。同时也教育公婆、丈夫不应虐待媳妇，限制青年妇女的行动。(注：《边区妇联第一次扩大执委会决议》，1941年2月8日《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

　　为了修复已经趋于紧张的家庭关系，政府还十分注意树立婆媳和睦的典范。如延安东区赵老太太的家庭，两个媳妇一个在延大附中学习，一个任区妇联主任，是边区参议员。老太太非常开明，不但不限制媳妇的工作，还经常慰劳她们，一家人和睦亲热。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赵老太太送匾题字“模范婆婆”，并说：“人人都像你一样，革命早就成功了。”妇联组织和地方民政部门还通过婆媳联欢会、家庭座谈会、祝寿聚餐等各种方式来促使家庭矛盾趋于缓解。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收到了效果。(注：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48页。)

　　为了更切合当时边区群众水平，把婚姻家庭的变革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里，边区政府于1944年3月20日重新颁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修正后的条例一定程度上向当地的传统作了妥协，与1939年的条例相比，内容上有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婚姻成立的原则只规定以自愿为原则，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和童养婚。第二，在关于离婚的10个条件里，把感情不和从原来的第二条降到了第七条。第三，增加了限制抗属离婚的条款，规定抗日军人的配偶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准离婚，至少也须五年以上不得其夫音信者方能向当地政府提出离婚的请求。第四，去掉保护妇女的一些条款，将1939年婚姻条例中关于离婚后双方债务共同处理和离婚后女方未再婚、无职业无劳动力，男方须给予帮助的条款均删去。(注：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2年，第192页。)直到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边区第三次颁布的婚姻法才恢复了1939年《婚姻条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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