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2)

　　在颁布新婚姻法的同时，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提出“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制度”，以及鼓励妇女参政、培养妇女专门人才等办法。同年，又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注：《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59页。)

　　《婚姻条例》的颁布以及一系列旨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措施的实施，强烈地冲击了边区原有的婚姻家庭模式，引起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男女青年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成为潮流。政府不仅鼓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还给予法律上的保证，这对于那些长期被当做父母的财产买来卖去的乡村青年男女来说，不啻是一次精神上的启蒙和解放。新民歌里唱道：“从前的礼法太古董，男婚女嫁都由老人，实实我难受得很。现在的婚姻由自己，自由婚姻没毛病，真是我畅快的很。”(注：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12页。)有很多青年开始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其中最着名的是封棒儿婚姻案。华池县女子封棒儿的父亲贪图钱财，将女儿先后卖给两家，引起纠纷。封棒儿告到政府，边区法官马锡五处理此案，将买卖双方绳之以法，封棒儿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婚。这件事轰动整个边区。(注：陕甘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135页。)许多青年男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婚事。对绥德县县立女子小学四、五、六年级48个女学生中的45人进行测验，主张婚姻完全自主的9人，主张半自由半包办的24人，主张还是由父母包办的只有12人。(注：《四十八个女学生的测验》，《解放日报》1942年2月16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青年已经理直气壮地将感情当做建立婚姻的基础。延安有一位女子不愿意父亲为其安排的婚事，坚持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一位部队的排长，对父亲的毒打她宁死不从。当部队首长亲自处理这件事时，有下面一段对话。问：“你爱不爱张排长?”“爱。”“他是干革命的，没有钱，你也爱么?这可是终身大事。”“我就是爱他，我死也要跟他!”部队首长非常惊奇，连声赞叹，“真坚决，真伟大!”(注：周民英：《婚事》，《解放日报》1940年10月31日。)

　　其二，出现自由结婚、举行新式婚礼的新风尚。边区各县逐渐出现自由结婚的新风尚。如绥德县延家川30多个男女老少讨论婚姻问题，商定由农会帮助自由结婚的人，如男女双方同意，父母阻挠，农会有权干涉劝解。有男子看上李家沟一女子，女方也愿意，但女方父亲要钱，农会出面讲理，终于将女子娶回。农会组织人送礼、闹房十分热闹。在这一做法带动下，延家川一月之内就有十几对青年自由结婚。(注：《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6，案卷号14。)清涧县苏家塔村一女子与部队通讯员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许多村民都表示赞成，说“世事到这里了，取消了买卖婚，才能自由结婚。”(注：《清涧县店子沟区三乡苏家塔村调查资料》，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6，案卷号11。)自由结婚还进一步扭转了当地旧式婚礼讲究铺张的风气。如米脂县由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开会议定《婚丧节约办法》：“男女双方不得强索门箱、首饰、嫁妆，婚礼费用概从简约。”与会者首先实行，然后按群众认识程度逐渐推广。(注：《米脂县婚丧节约具体办法》，《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定边县郭家圪崂村三对夫妇实行新式婚礼，新人佩带大红花，由冬学的教员担任司仪，还扭秧歌。群众说，这婚礼又红火又省钱。(注：《三家群众采用新式婚礼》，《解放日报》1945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