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友人救助上海难民

　　外国友人积极参与救助难民，采取各种方式对难民进行赈助。1937年8月13日下午3时，世界红十字会就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以共同救济难民。国际救济会在租界设收容所救济难民，先后建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0多万。由于还有很多难民滞留在战区未能逃出，并且进入租界也有很多限制，为此，国际救济会在华界也办了多处收容所。为解决收容所中难民的生活，收容所内提倡难民生产自救，设立工艺小组;当收容所人满为患时，国际救济会在各方的支援下，将l万多人转移到了安全区。1939年，该会还协助法租界当局收容街头乞丐，安排去难民所。国民党军队撤退后，该会在南市区设立了两个医院，其中一个是慈安产科医院，义务为难民中的产妇接生;1940年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小学，解决了部分儿童的入学问题，学校内还开办绣花工厂和毛巾工厂，所有的产品由保姆负责代售。

　　各国侨民和租界防军主动援救中国难民。有些外侨以私房庇护难民，如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外侨护先生腾出静安寺路巨大洋房，免费提供给难民隐蔽之用。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时，沪西铁路外的难民达四五万人，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让难民进入租界，英国防军也立即援助，共救出难民3万多人。各国友人纷纷给上海人民筹款救济。1938年，澳洲基督教会捐款1万金镑，美国基督教会募捐9万余元，均由上海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统筹安排。至1938年12月，美国红十字会及基督教会所捐救中国难民慈善事业费用，共计现金179697.33元，中国法币793025.93元，教会方面所经手发放的共计美金103395.90元，法币505508.01元。其中上海占第一位，计美金57164.00元，法币294365.12元。另外，教会捐助美金l万元，分别充作上海各地难民之用。在八一三抗日战争中，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救济难民机构，为上海的难民援助工作出了一份贡献。

　　1937年10月28日，上海妇女界在国际饭店举行在沪外国妇女招待会，各国驻沪领事夫人、女记者、女律师和知名人士共76人被邀到场。在会上，苏联、德国、美国等代表纷纷发表讲话，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最后，到会代表与各妇女团体联名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长丁蔓女士：“在上海中国美国及欧洲各国妇女团体，为着正义人道，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方法，维持条约的尊严”。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一个各国人口云集的国际大都市，各国侨民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感受到上海人民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他们以各种方式投入到这场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战争中。

　　1938年6月下旬，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在香港成立，旨在呼吁国际友人和爱国侨胞关注、援助中国抗战。诸多外国友人如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纷纷参加。当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人耿丽淑留在上海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为了避开特务的检查，她机智地利用每周在港沪之间来往的美国“总统”号轮船为宋庆龄传送信息和文件。每当“总统”号快要起航离沪前，她就到外滩乘小船上“总统”号，趁人不备时，迅速将信件投入船上的邮箱里，然后离开船，乘小船上岸。这样，船一到香港，信就会寄到宋庆龄手中;上海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等，发起创办了“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也为中国抗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日军对中国切断国际援助的通道，严密封锁中国的内外贸易的情况下，“工合”运动的生产自给，为支持长期抗战，最终战胜日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被人们誉为“经济国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