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2)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伤兵伤员的医疗救护工作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改善。因此在国际力量的呼吁下，各国的医疗救护人员不怕艰辛，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战场，并投入到抗战第一线当中去。据相关资料显示，参与医疗救护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镛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1939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抗战牺牲以后，毛泽东为其题了挽词，并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在抗战时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在实际工作中，他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并亲自讲课。

　　印度著名医生柯棣华同样有动人的故事。1937年，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正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决定参加医疗队。1938年9月柯棣华等5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在抗战现场上，他积极设立救护所(距火线仅一二里)，后来，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不幸的是，在1942年突然因病去世，年仅32岁。

　　许多医疗救援人员虽没有像白求恩、柯棣华那样有突出的成绩，但他们的到来，不仅参与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去，还着力培养医疗人员、改进医疗条件等工作，这同样对扭转抗战的战局有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各项建设中的国际友人

　　除了前两类参加抗战工作的国际友人之外，还有不少人参与到战后的各项建设中去，比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等，他们的加盟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抗战力量。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就扎根于上海。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支援抗战。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中也不乏日本人的身影。比如日本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1937年，绿川英子抵达上海。在那里，她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七位爱国人士的示威游行，也目睹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来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一直持续到1940年夏。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他们“引咎自杀”。

　　在国际友人的积极参与下，抗战的大后方虽然饱经战争的创伤，却逐步走向了恢复生产、生活之路，从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相应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