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

　　打开历史封存的记忆

　　抗战初期，中国各个车站、码头都挤满了拥向大后方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把昆明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国民政府 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西南联大等机构分布在昆明的各个角落。然而，昆明并非一方净土。1940年，日寇逼进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心急如焚，面对敌机无休止的轰炸，满腹经纶的他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走的事宜。

　　1940年8月的一天，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意外地收到了同济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函。和傅斯年一样，同济大学也在四处寻找新校址，因此先后向教育部和川内的校友发出了相关的函件。钱子宁曾就读于同济大学，义不容辞地为母校奔忙。教育部通过正规渠道由宜宾专署转到各县要求协助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寻找新址的公函，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回答都是没有合适的地点。

　　钱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罗南陔，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罗南陔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马上约请代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张访琴、李清泉、江绪恢等社会名流来共同商议。

　　对于这件事，虽然多数人都认为接纳迁川单位来李庄，是为国家出力，是支持抗战，但是一下到来这么多的外乡人，不少人也心存顾虑。而罗南该则认为，虽然这些单位迁来，物价肯定会上涨，但是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是这些文化教育单位迁来，能够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环境。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和权力，他终于说服了大家。经过多次磋商后即刻推举张官周、李清泉作为李庄的代表，前去南溪县面见同大先遣人员，陈述李庄可以接纳的各种有利条件。并同时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同济大学发出电文，热情相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一次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迁徙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搬迁。紧接着，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大地测量所等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也相继展开迁川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受敌机轰炸的地方，对这些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对已经饱受战火煎熬、不停搬迁的学者们来说，这却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梁思成在给好友，当时在重庆担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信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他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有了10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新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梁思成的信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被迫无奈的心情。

　　这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的行列中，有很多车上装载的都是书籍，这中间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实际上。忍痛和朋友们分离的梁思成。也是为了利用这批图书开展研究工作，才决定跟随史语所搬到李庄的。掺杂着人和货物的车队缓慢行进在川滇公路上，车队经曲靖、宣威、叙永、泸州，到达宜宾最大的码头合江门码头.他们从这里乘船沿长江前往李庄。就在所有的箱子都快运上船的时候，史语所的一船图书在这里发生了意外：有些木箱太重，一搬上去木船就失去了平衡，“哗”的一下木箱就翻入江中。最后，木箱终于被打捞上来，可那些珍贵的书籍被江水浸泡得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