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的经历(上)

　　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进行备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那时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苏联和美国先后是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进行合作的主要国家。本文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并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第一，中国与上述三国进行合作的背景及国民政府在寻求外国援助时主要的军事、外交和内政考虑;第二，这三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过程、规模及其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将对中德、中苏、中美三种不同合作模式进行比较。

　　一、德国顾问与德国军火输华

　　1937年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8·13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中德之间的交往始于清王朝末年。那时，德国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中德关系的基础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民国初年，德国占据着中国军火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军备的发展也受到《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但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德国重新占据了军火输华排行榜的首位。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早在一年以前，当蒋密谋反苏反共政策时，他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之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蒋即认为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统一的原则。后来，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的决心。1927年底，蒋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 Bauer)会面。两人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之实行。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值得注意的是，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