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国空军用“纸弹”轰炸日本的来龙去脉

　　虽然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再受挫，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想法，最终在1938年5月得以实施。只是原来设想的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变成了派两架轰炸机奔赴日本本土撒传单，原来的夺取制空权变成了宣传战，尽管反响不错，但终究没有达到军事上制敌的效果。

　　1、徐州会战前后蒋介石重新考虑空袭日本本土以儆效尤进入1938年，中国抗战局势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蒋介石开始重新考虑实施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是由于苏联的援助，中国空军接收了大批苏制飞机，部分恢复了战斗力，具备了小规模空袭日本本土的能力。二是随着抗战局面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徐州会战台儿庄失守后，中国军队亟需一个重大的胜利来鼓舞国人的斗志。蒋介石也想在抗战低迷时鼓舞士气并给日军以警告，他在1938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册)》，张秀章编著，2007年)由此，远程轰炸日本就被提上了日程。

　　那么选什么飞机来执行这一任务呢?国军原本设想的是使用萨伏亚S-72轰炸机，因为这是当时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轰炸机部队，而且本来也计划用该机远征，然而萨伏亚S-72毕竟太老旧，技术状况不佳，在训练中危机不断，航委会不得不取消使用萨伏亚S-72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仅存的两架1936年从英美等国购进的马丁-139WC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时速为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1900公里，可载弹1.25吨，乘员为4人。

　　空军第十四中队的第3号马丁139WC轰炸机，徐焕升远征日本时的座机2、此次轰炸日本为什么不用炸弹而撒传单?在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飞赴日本用传单进行“轰炸”后，人们就一直有疑问：蒋介石为什么会决定用传单而不是炸弹轰炸日本本土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空军力量实在太弱，在国军重新考虑轰炸日本本土计划时，就有比较慎重的意见认为距离日本本土太远，我国空军力量不足，经过抗战初期的折损，能够到达日本本土的马丁飞机就只有两架，投放的炸弹破坏力很弱，战略效果不大，因此不必作此冒险行动。比如当时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侍从室一处主任为钱大钧就不赞同“作此冒险行动”，在侍一处讨论时，有人提出空军可以在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传单的携带量则可达一百多万份，且可以沿途抛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范围会比少量炸弹更大。钱大钧认为此法可行，并将其口头报告蒋介石。蒋思虑再三，最终决定不投炸弹而散发传单。遵照蒋的指令，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空袭时间在1938年5月中旬;目标是九州的长崎、佐世保等城市;以浙东的宁波、诸暨为前进基地;选用飞机为从美国进口的马丁139WC远程轰炸机;使用武器是百万份纸弹。经计算，若从宁波起飞，到八蟠的距离为980公里，马丁-139WC往返时间约为6小时。

　　蒋介石核准计划书后，空军进入准备阶段。宣传文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及其日裔夫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撰写和翻译的。郭沫若编写传单多达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定稿后请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编写了署名为《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这些传单总印数达一百万份之多(此外还有20万份和200万份两种说法)，其中有告诫的，如《告日本国民书》：“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7年，在这7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责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有劝谕的，如《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工人书》内容是：“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放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更有有严厉警告的：“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