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海军的整合

　　国民政府在战前就已作出了封锁长江的战略决策。而封锁 长江的主要方式就是沉船堵塞和布雷封锁航道。沉 船的工作由海军部负责,1937年8月12日晚,也即 淞沪战役爆发的前夜,海军部长陈绍宽亲临江阴,在 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将事先征集的商船与海军舰只 共28艘,一起沉入江底,构成了一个封锁区。未沉 的第一舰队“平海”、“宁海”、“应瑞”、“海容”、“海 筹”、“逸仙”等主力舰,则列阵于沉船封锁线后侧,构 成对海对空防御的火力防线。[2】(丹87—396’而以水雷封 锁长江的任务,则主要是由海军的另一机构,即电雷 学校执行。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以驻黄山港的电雷学校为基础,成立江阴区江防司 令部,以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①兼任司令。电雷 学校的建立完全是当时海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蒋 介石既无法统一海军,也无法完全掌控海军的产物。 抗战爆发后,电雷学校的学生全部编入战斗序列,并 参加了淞沪战役和江阴战役。淞沪战役爆发的次 日,欧阳格派出2艘鱼雷快艇,由太湖绕经松江县境 的支流,再转入黄浦江。16日晚8时,鱼雷艇“史 102号”由艇长胡敬端指挥,沿黄浦江下驶,高速穿过 停泊中的日军驱逐舰及英、法、意等国军舰,到达南 京路外滩攻击位置,在距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 号300米处,发射鱼雷两枚,但鱼雷在出云舰外侧日 本总领事馆的岸边触发爆炸。此次袭击虽然未能击 中日舰出云号,却给予日本海军极大的震惊。这次 袭击也是中国海军舰艇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主动 出击。然而,在海军的江阴战役中,同属海军的电雷 学校与海军部的第一、二舰队却没有任何联系。当 海军部方面向欧阳格了解布雷情况时,遭到了欧阳 格的拒绝。[3](P195)而主要担任长江布雷任务的电雷 学校,也未能从具有制造水雷能力的海军部获得一 枚水雷的支持。②因此电雷学校只能以昂贵的价格 外购德国水雷。③尽管海军内部的各派,在江阴战 役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也不乏可歌可泣的 事迹。但这种派系利益至上的意气,严重地削弱了 海军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

　　据抗战前夕的1936年统计,中国海军舰艇的总 吨位约6万吨,不及日本海军总吨位的二十分之一, 中国海军舰艇不仅舰龄长,战斗能力弱,而且这些舰 艇分别隶属不同的派系,其中闽系的中央海军拥有 第一、第二和练习舰队,总吨位约4万吨;青岛系拥 有第三舰队,总吨位在1万吨左右;粤系的广东江防 舰队(即原来的第四舰队)总吨位仅几千吨。此外还 有电雷学校所属的少量舰只和20余艘快艇,总计不 足2000吨。[2](丹83—385)

　　由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中国海军无 法与日本海军在海上对抗,故抗战爆发后,无论是闽 系、青岛系,还是粤系,均将大部分舰艇自沉,用于堵 塞航道或港口,未自沉的舰艇则在以后抗击日军的 过程中先后被炸沉。如闽系于1937年8月12日在 江阴自沉舰船封锁长江后,又在9月将海圻、海琛、 海容、海筹等巡洋舰自沉,用于填补江阴沉船封锁线 被江水冲开的豁口。剩余的宁海、平海、应瑞等主力 舰,均在江阴战役中先后被日军炸毁。其他派系的 情况也大致相似。到了40年代初,中国海军的舰艇 已经损失殆尽,几乎已经没有可以用于水面作战的 舰只。原海军官兵则转为以布雷游击战,江防要塞 的方式打击、牵制,或阻滞日军的进攻。尽管原海军 的广大官兵租全国爱国军民一样,经历了艰苦卓绝 的八年抗战。但是,由于作战方式的改变,使得抗战 时期的中国海军已经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 了。至此,就中国海军自身而言,可以说是自甲午战 争后,又一次跌落到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