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臧克家在战时的重庆

　　抗战前，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诗歌活动相对滞后。抗战后，郭沫若、胡风、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厂民、光未然、高兰、袁水拍、王亚平、柳倩、力扬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先后随“文协”来到山城，他们和重庆诗人一起，组建社团，发表作品，出版各种诗刊，举办诗学讨论会，在陪都掀起了诗歌热潮。在抗战烽火中，重庆诗坛拔地而起，成为大后方诗歌的中心。

　　抗战时期是艾青诗歌活动的第一个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艾青去武汉，1938年4月，在那里完成了抒情长诗《向太阳》，引起极大反响。前来重庆的前一个月，1940年5月，艾青又写出了被称赞为“展开史诗叙事诗的幕景”的《火把》，这首长诗1941年在重庆出版。“我们是火的队伍/我们是光的队伍”，“火把”和“太阳”一起象征着光明，从此在中国诗坛，艾青被称为“太阳与火把的歌手”。

　　1940年6月初，艾青收到重庆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的聘书，来到重庆。他是从湖南新宁来应聘的。1939年7月20日建校的育才学校的校址最先在重庆的北碚，后来迁到合川草街子。6月3日，艾青到达重庆，暂时住在临江门附近的“文协”的会所里。他在那里经历了日本的大轰炸，在描写重庆大轰炸的诗《抬》中他大声呼吁：“我们不应忘记/这些都是血债。”到达北碚后，艾青担任育才学校的文学组主任。育才人才济济，音乐组主任是贺禄汀，美术组主任是陈烟桥。记得1985年《诗刊》理论读书班的几位评论家去北京丰收胡同21号，这是周恩来亲自批准修建的四合院，艾青的家。除了阿红，评论家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艾青。诗人听说我在北碚，很高兴，连声说：“啊，北碚，北碚!”

　　育才学校文学组住的是一个已经古旧的大院子，艾青当时写过一篇《夏日书简》叙述这里的环境。艾青写道：“院子的前面，是顺着山的斜度向下凹进的一条狭长的低地，这低地被一片非常茂密的杂木林所遮盖。里面有一条因久旱而干枯了的小溪，现在只剩下几片不连续的积水，流水的声音早已哑默了。这里育才学校文学组的小朋友们把它命名为‘普希金林’，用来纪念诗人逝世103年……”

　　1940年9月25日，艾青在北碚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影响了他一生的周恩来。艾青回忆，周恩来那天穿一身浅灰色的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1982年他在追思周恩来的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里谈到了这次相遇：“记忆的隧道/通向嘉陵江边/北碚是一片浓荫/他从高高的石级上/毫不犹豫地走下来//我迎上去/迎向光明/他伸出毫不迟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和他的性格一样/坚决而又开朗/他住在曾家岩——/射出黎明的光。”

　　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之后，为保护革命力量，周恩来和南方局及时组织文化人撤退。茅盾等人去香港，艾青等人去延安。2月初，艾青化装离渝，3月8日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艾青在诗里回忆说，周恩来给了他们一笔路费，要他们“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小路要引起怀疑”。于是，小毛驴拉的小轿车，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检查，大模大样地到了延安。“而他的电报/比我们先到/他保护了我们/这样的事情/就是死一百次/也不会忘记”。

　　在重庆，除了诗集《旷野》(1940)、长诗《火把》(1941)，艾青在重庆期间的重大收获，是将1938年以来写的诗论汇集成书，取名《诗论》，交付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艾青的《诗论》和朱光潜的《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论著。

　　就在艾青去到延安的次年，1942年8月14日，臧克家等人乘坐的轮船抵达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开始了他在大后方近四年的生活。1942年8月16日，“文协”诸友举行了一个欢迎臧克家的茶话会，这个茶话会也成为臧克家和郑曼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