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近代化进程的东部中断与西部启动

　　全面抗战时期，75%的中国工商业陷于战火，半数以上的城市沦入敌手。无论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日伪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如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为2390亿斤，减少15%，1937年，产棉基地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沦为战区而减产500-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产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年均产量为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的31%，而战时年均产量仅63万担，减少约40%。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严重。此时，主要集中于东部的近代工业，同样受到了日伪政权的破坏与掠夺。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津浦路南段及京沪沿线城市的工业损失也极为严重，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率达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战时，日本共侵占中国铁路1.2万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由此，中国东部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

　　为抵抗日本侵略，西迁的国民政府策动了工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西迁，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首次大规模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各类企业的内迁，将沿海先进技术带入内地，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高素质的知识群体，带动了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启动了。为开发大后方经济，支援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六中全会通过的《迅速完成西南西北交通网并彻底整理现行公路行政以利交通案》、七中全会通过的《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案》及国民参议会通过的《在内地建立工矿基础，增加生产，以充国力案》、《加紧建筑成渝铁路以利后方运输案》、《积极开发西康宁属矿藏充实国防资源案》等，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都颁布了如《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等法规，鼓励创办工矿、交通事业。这些政策、法规，对大后方的开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国民政府计划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省份的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了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西迁工厂以四川为中心分布，辐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战前几乎无工业可言的”这一地区，迅速集中了中国工业的精华，掀起了开发大后方的热潮。1937年7月，大后方有工厂234家，1941年即增至1306家，1943年扩展至1376家。1944年统计，西南7省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88.63%，四川一省的工厂就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44%，而重庆一市又占四川工厂的半数以上，如纱锭的89%、冶炼和机器业的80%都在重庆，航运业的90%为重庆民生公司一家所有。显然，西南地区的工业分布高度集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战时兴办的119家大型国营工矿业，设在西南地区的多达77家。和战前相比，1943年西南地区的工厂增长13倍，资本增长146倍，工人增长7倍。经过多层次的开发，战后虽有不少工厂还迁，西南工业开发的速度开始下降，但其工业基础却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