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党工作片断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在苏联学习。1937年11月，党中央电令我回国。1938年1月3日，我返抵延安。6日(或7日)，总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谈话，说中央要调我回广东工作。1月20日，我回到广州。同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我当选为常委，并任省委职工部长。广州沦陷后，根据省委决定，我先后担任东南特委和粤南省委书记职务，领导广州、香港、澳门等敌后城市工作。1942年12月，中央指示成立广东临时省委，我是领导成员之一，仍分工负责敌后城市工作。1943年冬，我从香港转移到广州，至1944年底才离去，在广州整整一年有余。基于以上原因，我对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党的活动有所了解。现仅就个人记忆所及，记下来作为历史资料。

　　广州沦陷与东南特委的建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长驱直进，于10月21日侵占广州。时局发展之快，实出乎人们的预料。所以广州撤退时，情况非常混乱。1938年10月20日晚9时许，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到我住处，向我转达了省委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日军已逼近广州，明天广州将会沦陷。估计日军占领广州后，势必还将占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省委决定成立东南特委。特委领导机关设在香港，管辖范围则包括惠阳、宝安、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七县，以及广州、香港、澳门三大城市。又说，省委指定东南特委由梁广、曾生、吴有恒、孙康、杨康华五人组成，以梁广为书记。关于广州方面，李大林说，省委已布置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一些党员留下坚持地下斗争，他们今后亦归东南特委领导。

　　当晚11时许，我到达长堤西濠口码头，同杨康华汇合，还有温焯华、张逸、徐华淑等，大家按预定时间地点集合一起，准备一同撤往香港。这时闻说日军已逼近广州市区。长堤一带，军队、警察仓惶撤退，市民亦争相离市，时间非常紧迫。我们五人立即上船赶往南石头，在南石头登上班轮前往澳门，当晚转达香港。到香港后，我立即去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商议，我设想在宝安、惠阳、东莞县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廖承志同意并支持我的打算。

　　第二天，我同曾生、吴有恒、杨康华等人开了一次简短的碰头会，东南特委也就正式成立了。特委领导成员的分工是：我为书记，吴有恒为组织部长，杨康华为宣传部长，并宣布撤消香港市委，由特委直接领导市的工作。在这次碰头会上，我把同廖承志商议的情况传达了，并同大家一起研究了抽派人员到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问题。

　　附带说明一下：据说广州沦陷前，省委曾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广州沦陷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但不知何故我没有接到开会通知，也没有参加会议，所以对省委在广州沦陷后整个部署不了解。

　　沦陷初期广州党组织一度中断

　　沦陷前，广州党的组织已经初具规模，党员人数达400余人，其主要成分是学生、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工人占少数。市委书记是罗范群。广州沦陷时，绝大部分党员按省委统一部署撤离广州，罗范群也按省委指示前往粤中去了。本来留下陆新及个别党员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但陆新没有在广州站住脚，日军进城，他也离开广州到粤中去了。因此，这时广州党的组织就处于真空状态。

　　广州党组织撤出后，两三年未能恢复，其主要原因是：广州沦陷后，珠江三角洲大片地区亦相继沦陷。当时东南特委的中心任务，是在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游击战争。我们先后在惠东宝地区和南、番、中、顺一带，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游击武装，而城市工作则主要是为游击战争服务。当时香港、广州两大城市中，香港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因为香港还是英国人统治，地理上毗邻游击区，水陆交通方便，物资比较丰富，同海外华侨联系密切，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从香港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游击区。一旦战事失利，还可以利用香港作缓冲地带，撤退到香港暂避。而广州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那个时候东南特委活动中心主要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