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广州发行的《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报纸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为报纸撰稿，很受读者欢迎，影响遍及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这份报纸从创刊到1941年2月28日停刊，其间复刊二次，三次迁移社址，体现了文化人士坚持宣传抗战保家卫国不屈不挠的精神。

　　《救亡日报》与广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次复刊就是在广州，但相关记载史料不多，现存的描述也简单。近来在读《郭沫若选集》时，发现有当时经历的真切回忆，就是在广州筹备复刊的过程中，郭沫若先生找到心爱之人――于立群，所以记叙得很仔细。这对我们补充地方史料、充实文物档案有很大帮助，留传至今的《救亡日报》(图一)因而已经成为广州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

　　1937年上海沦陷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原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郭沫若先生就是在转移后方的过程中，决定在广州恢复《救亡日报》。

　　1937年11月27日，郭沫若离开上海往香港，准备到南洋向侨胞募集款项办报或搞其他文化工作。在香港期间，他接受劝告，索性把《救亡日报》恢复的根据地设在广州，希望让这份报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离开香港后，他与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同路来到广州，住进了曾养甫(时任广州市市长兼财政厅长)部属李先生在“梅村”的小洋楼家中。为了办报，郭沫若先生主动承担打通党政军各方面关系的工作。他寻机见了曾养甫市长、吴铁城主席，但都碰了软钉子。在他四处碰壁的时候，一位“军人”(郭沫若在文中如是称呼)建议他去见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余幄奇(余汉谋)，并主动引见。见面后，余汉谋表示愿意支持《救亡日报》，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从当年12月便开始。《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同到广州的林林等人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报到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这样，《救亡日报》在1938年元旦正式复刊，社址设在广州长寿东路50号(图二至图四)。早在12月28日，郭沫若就亲自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救亡日报”四字为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图五)。夏衍于元月5日赶到广州，郭沫若和编辑们在广州新亚酒楼欢迎他人住，并交接工作后，前往武汉。

　　广州博物馆所藏的《救亡日报》有9份，均为8开4版，二版连开纵40厘米、横54厘米。从这几份报纸中，我们可看到该报内容丰富，有诗歌、散文、演讲稿，形式多样，每周有绘画专刊;及时报道战况，在报纸的骑缝处就有征集各地战况的广告。此外还有特稿专栏，在1938年4月16日《救亡时报》第191号上，发表了宋庆龄和何香凝在香港联合撰写的特稿《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图六)，以此表示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复详订抗战救国纲领”的祝贺。文章提出七条团结民众、抗战到底的主张，最后呼吁：“抗战建国之伟大历史任务，端赖本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一德一心，精诚团结，戮力共济，方克完成。……抗战以来，统一局面逐渐形成，犹望一致努力，免遭覆辙，求我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方不负总理之遗教与厚望焉!”她们以自身的影响力，呼吁全党在国家生死关头，努力奋斗，抗战到底。所有投稿都不付稿费，报社工作人员也不支付薪水，每月只发生活费。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对报社工作十分重视，经常指导报社工作。中共广东省委也派蒲特(饶彰风)以作家身份和该报联系并撰稿。报纸影响力日益增强，每日印数达8000份，每十天还发行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