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抗战时期重要的能源和军工基地

　　20世纪初，中国工业所用的石油产品主要依赖“洋油”的进口，为此，经常发生油荒。抗战爆发后，石油产品的短缺更是雪上加霜，玉门油矿的勘察和开采为抗战解了燃眉之急。从1939年至1949年共钻井48口，年产原油8万吨。抗日战争期间，玉门油田生产的石油产品既保证了军事的需要，又基本满足了后方交通运输及其他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支持了抗战。1942年来华援助抗战的李约瑟先生特地在日记中写到，“乘车至汉中，从油库里装上了甘肃玉门产的汽油”。

　　在抗战中随着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组织了一大批企业内迁，将发展工业的重点转移到西北、西南，提出“抗战建国”、“开发大西北”、“发展西北工业”的口号，截止到1945年，甘肃完整的机器工厂共有200多家，资本3.08亿元，开始较大规模地开发甘肃丰富的资源。如甘肃矿产勘测总队及矿业公司两次对全省40多个县、9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勘测，发现铁矿10余处，沙金矿10余处，其他矿130多处。全省年产水泥近万桶。仅成县、徽县、两当、西固四地，年产铁760至890吨。这些资源都是抗战中急需的资源。

　　甘肃的工业体系也较为齐全，有纺织、石油、电力、制革、印刷、机器制造、冶炼、铸造、纸烟、面粉、化工、制药、玻璃等行业。各个企业的产品可谓军民两用，带有浓厚的军工色彩，军事订购是销售大宗。如纺织业，可年产军毯28.1万条，床毯轴500条，毛呢24016匹又42333米，土布46950匹，人字呢740匹，毛衣毛裤2600套，毛线26900公斤，栽绒600平方米。

　　甘肃还是“工合”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路易·艾黎的亲自领导下，为发展战时工业，支持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1939—1945年，工合西北办事处就承制了军毯约80万条，而这些军毯的大部分是由兰州、天水、平凉等地的工业合作社所生产。抗战时期，仅“工合”兰州事务所就组织起三十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军衣、军鞋、火药、药品等各种军需品和棉布、棉毛毯、铁锅、纸张等民用品的生产，既支援了前线，又弥补了后方日用品供应品的不足，还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路易·艾黎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名闻遐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对“工合”运动交口称赞。

　　尽管甘肃地瘠民穷，却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奉献。捐献军粮每年都有几十万石，全省捐款仅1942年就达22868580元，1943年高达71087500元，1943至1945年献马11800多匹。城乡妇女们也还不断地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和鞋袜等。为了抗战救国，甘肃人民的确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做到了竭尽所能。

　　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就设立新兵招募处，又改名为甘肃师管区筹备处。按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的分配，每月从甘肃应征5000名(自1938年1月起，减为2000名)。1944年11月蒋介石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甘肃省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至1945年1月，共征集3760人(女青年120人)。在八年抗战中，我省共有418200人征募入伍，分配到前线部队参加各战区的作战，此外还有三支成建制的部队调往前线。可以说，几乎在抗日的各个战场，各个重大的战役中，都有甘肃籍将士奋勇杀敌的身影，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迹。如1941年6月，邓宝珊将军在抗战前线突然接到夫人和二子一女死于兰州空袭的噩耗后，含泪三日末进食，一直坚持战斗在前线，不断地激励部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如毛泽东同志致信邓宝珊将军所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了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