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史事编年（1933年1

　　1933：保障华北战事救护，国民政府要员、将领集体题字

　　1月3日，山海关失守，华北危急。红十字会除参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工作外，迅速组织起“东北救护队”，整装待发。

　　2月3日，“东北救护队”乘火车北上天津。救护队组成人员为：总队长王培元，医务部主任刘崇恩，事务部主任沈金涛，病院组主任周鸿章，救护组主任耿国祥，卫生组主任周鸿章，药物组主任秦瑞庭，担架组主任靳纬曾，绷带组主任周鸿庚，会计组主任季忠泽，文书组主任朱子京，运输组主任马仁甫，材料组主任李耐霜，庶务组主任吴玉麟，加上救护队员，共计50余人(一说“45人”)。

　　2月14日，“东北救护队”与卫生署长刘瑞恒、中华医学会上海地方协会代表颜福庆、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可胜等发起的前方救护队合组为“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刘瑞恒为主任委员，颜福庆、姜文熙为副主任委员，以整合华北抗战救护力量。“东北救护队”遂纳入“华北救护委员会”系统。

　　2月21日，为保障华北战事救护的顺利进行，总会特电国民政府，“请行政院速令铁道部按照万国红十字会章程，速拨车辆，免费载运，以救伤亡”。

　　2月26日，总会派闻兰亭北上，办理华北难民赈济事务。

　　3月，长城抗战，华北救护委员会所隶各救护队分编成12组，分赴康庄、喜峰口、通州、三屯营、遵化、蓟州、密云、帅府园、冯大、广化寺等处救护伤员。设直辖救护医院2所，第一救护院设在帅府园，3月10日接收北平临时救护院扩充而成，收容量500人;第二救护院在冯庸大学(张学良挚友冯庸创办，冯任校长)，3月27日接办，收容量600人。两处医院所需经费，全部由红会支给。长城抗战于5月结束。两个多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救治伤兵7486人，其中67人死亡，死亡率为1.86%。

　　3月，北平分会组织担架队、救伤队开赴热河前线，救伤瘗亡，不遗余力。据《申报》报道，“救得重伤二百余，轻伤能动者六百余，共八百余名。”

　　4月，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弘扬红十字“尽力于社会”的服务精神，江苏常熟分会编印《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于右任题写书名，国民政府要员及十九路军将领题字志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同心急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字“惠彼伤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题字“贤能多劳”;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题字“救国之道各尽所能勇猛行动博爱精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题字“惠及军民”;第五军参谋长祝绍周题字“仁慈”……如此众多的军政要员为地方红会题字勉励，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

　　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定，中日达成停战协议。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暂告一段落，转入自身建设阶段，以提升抗战救护的能力。

　　6月3日，行政院长汪兆铭、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联衔以训令的形式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43条)。

　　12月7日，于上海正式启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关防，原总办事处名称取消。

　　该年总会分拨东北、蒙边、康、皖、鄂、豫各省赈款11900元，陕、豫、北平等各处灾童孤儿婴孩救济费6800元，拨款5000元交天津分会救济难民，拨款3000元交热河购买医药用品，捐款700元救济安徽立煌县灾民，捐助陕西灾童米1100袋，衣服157袋。

　　1934：举行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发展会员逾11万名

　　2月7日，《申报》报道，全国共有红十字会组织507处，会员总计11228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