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特务在宁夏的阴谋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其军方情报机关的触角早已伸入我国的大西北。在20世纪初叶，日本军方就利用华人中的败类，策划组建秘密组织“狼头会”。该会在西北地区大肆散发由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代印的一本名为《我为我》的小册子，公开煽动回族群众的仇汉心理，挑动西北地区的民族分裂，为其下一步在我国大西北制造“回回国”的阴谋做准备，以配合军事上对我国西北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军方还于民国初年，利用日本青年和浪人，派遣谍报人员深入到我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其间也窜入宁夏贺兰山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测绘地图，拍照险隘，搜集地情资料。日本人曾在宁夏不惜重金收购各地各级各类地方志，从中窃取有价值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就连在我国明朝末年已宣告失传的《宣德宁夏志》一书，他们都能辗转从福建省搜集到手。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还神通广大地把一些地方志书的稿本(如《宁朔县志稿》)，甚至是尚未完成的志书的底稿(如《宁灵厅志草》)等一类地情书差不多是一网打尽。日本人将在中国收集到的20多万页的庞大资料进行加工和研究，于大正七年(1918年)，由日本政府的御用文化团体《东亚同文会》编篡了一部《支那省别全志》的大型志书。这部关于中国的总志，门类齐全，举凡山川城邑、地望道里、社情风俗、民族宗教、物产资源、水陆交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等，真是巨细靡遗，无所不及。此志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多为通过实地调查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突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该志书的第六卷为《甘肃省志》，宁夏当时尚未独立设省，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的全部内容编写在第六卷的第七编之中。以第二十章为例，该章的标题是《宁夏府的货币和金融机构》，下分两节，第一节是《流通货币》，第二节是《金融机构》。对宁夏从清末到民国前期的货币金融情况作了全面细致的记述，即使是宁夏商界的人士也未必能如此精通。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乘蒋介石忙于内战，对日妥协让步之机，在积极准备侵占我国华北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绥蒙和宁夏。他们一方面鼓吹不伦不类的所谓“民族自治”理论，挑动蒙、回、藏人民之间，以及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以施其“以华制华”之故伎;另一方面，不断派遣特务打入绥蒙和宁夏以及甘、新等省广大地区。后来又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并在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组织汽车、骆驼队运送储备军事物资。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旗方甚至还组织人力给日方在阿、额两旗各修建了一个简易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额济纳旗王府所在地)之间的不定期通航。由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错误对日方针的影响，无论是宁夏省当局的马鸿逵，还是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和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对于日寇的猖獗活动，都是态度暧昧，举棋不定，采取避免同日本人直接接触，保持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态度，甚至还在暗地里与日本特务多有联系。时日本特务还在宁夏省城宴请宁夏官员，马鸿逵也应邀参加宴会。是年秋，日本十余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宁夏当局不但不加制止，马鸿逵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晚会进行招待，又约请日本人到他私宅密谈。1936年以后，由于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省不断打击日伪军，日本方面更加注重拉拢马鸿逵和阿、额二蒙旗的王爷。次年2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亲自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宁夏省方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蒙藏委员会驻宁调解组组长刘伯石等前往定远营与板垣征四郎谈判。双方对在定远营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争执。板垣又派4个特务直接到宁夏活动，向马鸿逵施加压力。据说板垣本人也曾潜入宁夏秘密会见了马鸿逵。宁夏当局一面与日本人周旋，一面又将拉日本人到宁夏省城的中国司机枪毙了，还暴尸在西门外唐徕渠边，让人们观看，“这就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下场”，以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