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忆的父亲(3)

　　我很早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到父亲遇难的地方去寻访一次，尽管不会弄清死因，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追思。2007年8月我在陕西咸阳出差期间，决定在父亲去世60周年之前完成这个心愿，便与灵宝一家国企的周总取得联系，请他到王垛村寻访一下当年那位接待过外调人员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如果健在的话已是古稀之年了。周总很快就回了电话，告知已找到这位名叫王相威的老人了，并约定第二天在附近的函谷关会面。

　　8月20日下午，我们见到了王相威老人，75岁的他精神身体都很好。他带我横过门口的大路，沿着一条之字形小路下了土崖，贴着崖根向南，在一片庄稼地里走了大约十几米后，便停住脚步，指着一处崖根告诉我：“就在这里!”

　　父亲遇难处距离函谷关的关楼仅一箭之遥，紧邻自南向北流入黄河的弘农涧河，河对岸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据王相威老人讲，有一天清晨村里人发现父亲在崖根遇难;当时弘农涧河水大河宽，父亲遇难的地方距离河边不远，看样子是受伤后爬到河边喝了水才去世的。那天在村外还发现了两具尸体，从衣着上看是当地的“青年军”，其中一人不久就被家人搬走了。王相威老人当时15岁，父亲遇难后和搬运父亲遗体时他不仅都在场，而且还记得搬运父亲的亲戚告诉村里人，死者是“山西垣曲县长”。

　　我让王相威老人对父亲的死因做个分析。他说，当时的灵宝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地还在国民党地方武装组织“青年军”和土匪头目李之槐的控制之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在父亲遇难的地方徘徊良久。望着眼前高耸的函谷关关楼，望着脚下不远处黄水漫流的弘农涧河，望着与函谷关隔河相望的黄土高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父亲当年为何会鬼使神差地跑到这个要命的地方，又究竟是如何受伤致死的——这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得清楚了。

　　父亲生前留下的遗物，只有一本黄埔军校的同学录。我清楚地记得那本同学录16开大小，厚约五六公分，重达几公斤，全书用铜螺丝装订，可以拆卸后自行调整内页。蓝绿色植绒封面上，中间竖印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同学录”两行烫金大字，左下角则竖印着“解嘉珍”三个烫金小字——母亲听父亲说，只有优秀毕业生才有这样一册封面印有本人姓名的同学录。

　　上小学开始认字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书，我就经常抱着这本又厚又重的同学录翻来覆去地看里面的图片和说明文字，以致对孙中山等民国要人早就印象深刻，对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之类似懂非懂的题词也早就烂熟于心，军校学生生活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父亲在同学录中仅有的两处批注也依然记忆犹新。一处是在“王敬久”照片旁边的小字批注：“吾师之师长”(经查，王敬久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兼八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另外一处批注，则是在汪精卫照片的旁边：“汪逆精卫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人人得而诛之”。父亲还把单独印着汪精卫照片的这一页拆下来，装订在最后。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时，由于害怕惹出事端，这本同学录被二姐填进灶膛里烧了。

　　除了寻访父亲遇难地这个心愿外，长久以来，关于父亲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寻访当年资助过父亲上学的畅康候老先生的后人。

　　1947年我们到西安后由于姑姑已去世，一时陷于衣食无着的困境。畅康候老先生当时也在西安，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便把父亲的亲友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聘之走了，我们总不能眼看着他的女人孩子饿死在这西安吧!?”说罢，自己先带头拿出一笔钱来，其他人也都纷纷解囊相助;这样，我们才得以度过当时的难关。尽管母亲白天给被服厂做工，晚上带着姐姐糊火柴盒，但在城市生活终究难以为继，而且她也不愿意再去麻烦任何人，便于1950年带领我们返回山西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