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民”：日本闭关期间平民和外国的非官方交往

 

　　日本锁国令颁布之后，禁止平民和外国接触和交往，基本上日本的外交都是官方的，但凡事都有例外。其实，当时的民间还是通过一群特殊的人群和外国有一定的交往，他们就是所谓的“漂流民”。通过“漂流民”，日本平民对国外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宽永十年到宽永十六年（1633-1639），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接连五次发布“锁国令”，标志着近世日本开始进入“锁国时代”。但在德川时代，“锁国”并非意味着日本完全与外国隔离，只是日本的对外交往被官方完全控制起来。
　　江户日本的外交体系主要由同朝鲜的“通信使”，同琉球的“谢恩使”，以及同中国、荷兰、琉球、朝鲜和北方阿依努人的有限贸易关系网构成。在这种由官方严格控制的外交体系中，任何日本平民同外国人的接触都被严格禁止，违者被处以重刑。然而日本民间同外国的交往仍时有发生，其主要途径便是“漂流民”。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因其国土狭长，各地之间的交通主要由沿海的航线网络构成。但日本列岛周围的气候和洋流条件变化十分剧烈，正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东倭记》中所写：“海风之行，触礁则摧，入涉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
　　而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颁布法令，废弃所有大名拥有的军舰，并禁止民间建造除了货船以外的大型船只。以上原因使得日本民间拥有的海船主要是适合沿海航运的近海驳船。这些海船构造简单，吨位很小且不抗风浪，在长途航行中一旦遭遇风浪，很容易遇难漂流海上。这些遇难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为“漂流民”，而在中国史料中则被称为“难番”或“难夷”。
　　长久以来，日本的远洋海船主要是朱印船。锁国体制建立后，朱印船多被收归官有，民间海船多为不抗风浪的近海驳船。
　　这些漂流民中，有相当数量漂流到了外国。在江户时代，有记录的日本人漂流事件至少有100余起。因为种种原因，漂流民们搭乘的船只会漂流到朝鲜、俄罗斯，甚至是美洲，但数量最多的则是漂流到中国。在漂流到中国的漂流民中，以“鞑靼漂流”最为著名。
　　见证明清鼎革的“鞑靼漂流”
　　宽永二十一年（1644），越前藩（今福井县）三国浦新保村的竹内藤右卫门同他的儿子竹内藤藏，率领两艘船，以及国田兵右卫门的船共三艘，连同船员共58人，准备出海经商到松前藩（今北海道青森县）。因海中遇到飓风，漂流到了晖春附近的图们江口一带。
　　由于语言不通，漂流到此的日本人与当地的部落产生误解并产生冲突，大量日本人被杀，只有十五人幸存。后来这十五人被当地的清朝官吏送到了都城盛京（今沈阳）。不久，他们又随入关的清军进入北京，成为第一批目睹明清鼎革的外国人。
　　在北京，国田兵右卫门等人还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接见，而多尔衮也答应了漂流民们的要求。到了1645年年底，清政府命令册封朝鲜世子的使臣祈充格把这些漂流民送往朝鲜，并经由朝鲜将他们送回日本。国田兵右卫门等人在回到日本后，被幕府传唤至江户，其口供便是著名的《鞑靼漂流记》。
　　在锁国体制下的日本，《鞑靼漂流记》成为日本了解中国明清鼎革，以及清朝国情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就在国田兵右卫门等人返回日本后不久，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芝龙等人派人来日本求援请兵，为此幕府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此事。最终幕府决定不给予郑芝龙以直接军事援助，其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便是《鞑靼漂流记》中记载的清朝国情。
　　而以漂流民为中间媒介的中日交往也是江户时代中日官方交往的基本形态。在清政府决定经朝鲜遣返日本漂流民时，顺治皇帝还附有对日本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注：顺治诏书记载的人数和《鞑靼漂流记》有出入，不知何故）, 泛舟海中, 漂泊至此。已敕所司, 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 深用闵恻。兹命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故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在此，顺治皇帝以中华皇帝自居，宣扬仁德国威，希望日本可以被纳入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当中。
　　然而日本对此的回应则显得并不积极。直到国田兵右卫门等人返国之后九个月，幕府派出的答谢使臣才到达朝鲜。在谢书中，日本将清朝称为“鞑靼国”，认为清朝是华夷秩序中的夷狄。也正因为如此，朝鲜并未接受日本的谢书，更未将其呈送中国。
　　由此可以看到，明清鼎革也导致了东亚华夷观的多样化。日本在处理漂流民的问题上，显然是把自己当作另一个“中华”秩序下的领袖，视统治中国的满清为“夷狄”。而朝鲜拒绝将幕府敕书呈递中国一事，更强化了日本的“小中华”意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开始构建自己的“中华”体系。
　　琥珀宫中的日本客人
　　在“中华”世界外部，日本仅在长崎同荷兰商人有非常有限的交往。然而，日本以漂流民为媒介，也同北方近在咫尺的俄罗斯建立了联系。这其中以大黑屋光太夫和津太夫的经历最为传奇。
　　天明二年（1782），伊势国（今三重县）船老大大黑屋光太夫在伊势和江户之间运送稻米时，遭遇暴风雨漂流到了阿留申群岛。在阿留申群岛，大黑屋光太夫等人向当地人学会了俄语，后随同来阿留申群岛的俄国商人一道，经西伯利耶前往圣彼得堡。
　　宽正三年（1791），在圣彼得堡的大黑屋光太夫等人受邀参加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举行的茶会。据传闻，叶卡捷琳娜二世接见大黑屋光太夫等人的地方，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皇家珠宝盒”的琥珀宫。
　　1701年到1711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为庆祝自己获得普鲁士国王的称号，用大量在当时比黄金贵得多的琥珀建造了琥珀宫。琥珀宫由12块壁板和12个柱脚组成，每一个部分均可拆卸。后来琥珀宫被赠予来普鲁士访问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由此琥珀宫一直被安置在圣彼得堡皇村的凯瑟琳宫。到了二战末期，琥珀宫不知所踪，成了寻宝猎人们一直追寻的著名“猎物”之一。
　　在这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茶会中，大黑屋光太夫品尝到了红茶，他也是第一个品尝红茶的日本人。而他喝到红茶的日期11月1日，也被后来的日本红茶协会定为“红茶日”。在这场茶会上，大黑屋光太夫提出了回日本的要求，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应允。次年，大黑屋光太夫便在俄国使节拉皮克曼的护送下回到了北海道的根市。后来，兰学家桂川甫周根据大黑屋光太夫在俄国的经历编成《北槎闻略》一书，成为当时最完整的俄罗斯文化启蒙书，也是幕府制定对俄策略的重要参考文献。
　　与大黑屋光太夫相比，另一位漂流到俄国的日本人津太夫的经历也颇为传奇。
　　宽政五年（1793），津太夫等人在出海途中遭遇风暴，也漂流到了阿留申群岛。在被当地的俄国人搭救后，津太夫被带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成为当地学校的日语教师，同时也是日本之外最早的日语教师之一。享和三年（1803），经过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允许，津太夫等人从喀琅施塔德登船，经大西洋、麦哲伦海峡、夏威夷群岛回到长崎。因此，津太夫等人也成了第一批环绕世界一周的日本人。由津太夫等人见闻记录改编而成的《环海异闻》，也成了当时日本了解俄国，乃至世界局势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发现美国的日本男孩
　　不论是大黑屋光太夫，还是津太夫，他们都是一开始漂流到了当时作为俄国美洲属地的阿留申群岛，然后再被当地的俄国商人带往俄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黑屋光太夫等人也算是较早到达美洲的日本人。
　　然而，日本与美洲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户初期。庆长十八年（1613），武士支仓常长被仙台藩主伊达政宗派遣，率领庞大的使团，途经墨西哥前往欧洲。这被看作是日本直接与美洲交往的最早记录。但因为江户时代的“锁国”体制，日本对美洲的了解极其有限，直到中滨万次郎漂流到美国后，才有所改观。
　　天保十二年（1841），15岁的渔家子弟万次郎与同伴一起出海捕鱼时遭遇暴风雨，漂流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无人岛。后来，万次郎等人被路过的美国捕鲸船约翰·霍伊特菲尔德号救起，并被带到了夏威夷。因为日本的锁国体制，船长霍伊特菲尔德将年龄较大的漂流者留在夏威夷，而年龄较小的万次郎则被船长收为养子，跟随船长一起去航海。因此，万次郎也被同船的美国人取了约翰·蒙（John Mung）的昵称，所以万次郎也被称作约翰·万次郎（ 万次郎）。
　　在船上，万次郎第一次接触到了世界地图，惊讶于日本在世界中的渺小。后来，万次郎来到美国。万次郎是第一个来到美国的日本人，因此也被称为“发现美国的日本男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学校里系统学习了英语、数学、测量、航海造船技术等专业课程。后来万次郎加入捕鲸团队，并最终在捕鲸船长去世之后成为捕鲸船的副船长，并和当年一起获救的漂流同伴一道，于1851年回到了萨摩藩控制下的琉球，并被送回日本本土。
　　而这时的日本面临的世界形势与之前大不相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西方势力大举进入亚洲，而英俄等国也开始陆续派出军舰前往日本要求通商，但仍旧被幕府拒绝。但此时日本通过来自中国和荷兰的“风说书”已经了解到了东亚局势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吸收西方技术。因此，在美国生活日久、受过系统的西方技术教育且懂英文的万次郎有了用武之地。在回国后不久，万次郎被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奉为上宾，成了萨摩藩洋学堂的讲师。同时他也用自己学到的造船知识，协助萨摩藩设计蒸汽船。
　　嘉永六年（1853），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的浦贺。佩里携带着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国书，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史称“黑船来航”。此前的日本只通过荷兰商人保持着与西方的有限交往，并没有英语人才。因此，有游历美国经历而且懂英文的万次郎受到重用，被赐以“旗本”身份，并因其出生地被赐姓“中滨”。同时，万次郎也被任命为军舰教授所教授，教授造船、测绘和英文等技术知识，以及编译一些英文教材和航海技术方面的书。
　　在这些教材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最早的英语对话教材《英米对话捷径》。这部对话教材中，万次郎把英语世界耳熟能详的《ABC之歌》介绍到日本，并且根据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自创了一套学习英语的方法。这套方法看似荒诞，例如将cool念成“ ”，sunday念成“ ”，但这种发音和现代英语的发音类似，而且也很适合日本人来学习英语。正因为如此，万次郎培养了大批幕末的英语人才，其中包括“佐幕”派，乃至“虾夷共和国”的军事领袖榎本武扬和大鸟圭介、著名哲学家西周（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以及后藤象二郎、岩崎弥太郎等明治时代政界和商界大人物。而“倒幕”派的精神领袖坂本龙马，也深受万次郎的影响。
　　万延元年（1860），为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幕府向美国派出使团。按照计划，使团团员大部分乘坐美国军舰波哈坦号横渡太平洋，幕府方面派出军舰咸临丸随行。而咸临丸的船长，就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胜海舟，万次郎也作为翻译随行。
　　咸临丸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知识之船。船上不仅有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胜海舟，还有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大批日本早期赴美留学生。在航行过程中，胜海舟因为晕船无法指挥航行，而其它日本船员又极度缺乏远洋航海的经验。这时，万次郎凭借多年前在捕鲸船上的航海经验，担当起了指挥的职责。后来咸临丸历经37天，战胜了太平洋上的惊涛骇浪，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完成了日本人首次横渡太平洋。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留学西洋，日本政府也开始允许介绍西洋知识的书籍在民间流传。在近代日本学习西洋的浪潮中，万次郎本应该为西洋知识的传播发挥更大作用，但因为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日文教育，无法翻译文章。再加上性格的因素，后来的他并没有活跃在明治维新的舞台上。
　　万次郎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渔家子弟，但一场漂流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场奇遇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到了幕府末年，漂流民作为此前日本民间了解国外的唯一渠道，他们的使命也宣告完成。漂流民的经历充满着跌宕与巧合，但历史不也是被诸多巧合推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