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马鸿逵(4)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开始时马鸿逵对事态的发展不甚明了，持观望态度。张学良曾邀请马鸿逵赴西安共商国事，但马鸿逵未敢前往。而驻宁国民党中央军已在暗中部署兵力，监视马鸿逵的行动，一旦马鸿逵有响应张、杨的行动，即以武力解决马家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专程到宁夏会见马鸿逵，观察其动静。马鸿逵也深知其意，痛哭流涕，向关麟征保证，宁夏数万之众誓与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张、杨。到12月14日，端纳、宋美龄、宋子文相继飞陕，与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 同时，何应钦已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陕洛，和平解决事变的趋势已见端倪，马鸿逵决定明确支持中央。便于12月16日倒填日期，发表通电，声讨张、杨，支持中央，主张讨伐张杨。又致电张学良，“责令”他护送蒋回南京。

　　12月25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马鸿逵立刻命令省会军民开会游行庆祝。1937年2月，蒋介石因马鸿逵拥护中央有功，遂以陆军第168师的番号调换了第七师的番号，另给马鸿逵增编一个独立旅。马鸿逵即以马全良为独立旅旅长;卢忠良、马英才和他的二儿子马敦静，分任第168师第一、二、三旅旅长;以马光宗、马义忠为骑兵第一、二旅旅长;另编两个警备旅，以马宝琳、马得贵分任旅长;并以他的大儿子马敦厚为特务团团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时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日给有关部队下命令停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马鸿逵部的进攻。命令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等部之进攻，并将蒋介石已承认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开放人民自由等条件写信告诉他们，并设法派代表见他们首长表示友爱，并称已奉军委命令停止对他们的任何攻击，请他们亦勿有攻击行动。”

　　但是，马鸿逵虽然停止了对陕北的攻击，仍以步骑兵分成两线，南起海原之兴仁堡，北至鄂托克旗新召两千里内，对陕北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

　　三、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了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一带。日军侵占包头后，在傅作义绥远游击军的阻击下，才停止西侵。

　　当时，新疆的盛世才为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寻找支持，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运入中原。西北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渐坚定。

　　《宁夏通史》中就马鸿逵集团抗日的态度说：“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全部抗日运动高涨，马鸿逵集团抗日态度逐步坚定。这固然与国民党政策转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有力地影响了西北的抗日形势。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与马家军的敌对关系结束，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联系。共产党驻兰代表谢觉哉、彭加伦等多次与马部人员交往，一些进步的知名人士，如范长江、黄炎培等也与马家军接触，促使他们明了国内大势，积极抗日。1937年底，中共向新疆督办盛世才提出三点建议：‘一、敌方自包头进兵宁夏，压迫马家军，盛宜为马后盾;二、盛宜介绍苏联为马之后盾;三，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解。’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从抗日要求出发，支持马家军，这对诸马是有利的。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密迩相邻，边区作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对马家军起着制约作用。马家军抵抗日本侵略者，能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宁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马家统治;如果步蒙古德王后尘，必然遭到八路军和陕甘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其统治难免灭亡的下场。对此，谢觉哉于1938年2月明确指出：‘阿拉善、额济纳、宁马、青马动摇是无疑的，但如陕甘方面确有抗敌力量和准备，他们离心力可以减弱的。’动摇势力的降日与抗日最终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终于坚定了马家军的抗日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