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的历史有多少是真的？国家记忆:一寸山河一寸血

　　在深圳遇到台湾纪录片导演陈君天。他说有一天在重新编辑《一寸山河一寸血》，想起这些受访的抗战老兵大半凋零，不禁背后冒汗，深感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性。

　　一天后，他获得了“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特别致敬奖。这是陈君天第一次在大陆获奖，它也昭示了抗战史学近年在大陆的显耀地位——在“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连续多年的获奖名单中，总少不了和抗战相关的项目。该奖由唐建光主导的新历史合作社发起，在学院之外，开发出一支纯粹民间生长的历史叙事盛典。它有着嘉年华一般的喜庆色彩，也部分印证了史学黄金年代的即将到来。

　　细数“国家记忆”的致敬典礼，会发现很多曾被禁锢或扭曲的历史题材获奖，抗战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从历史叙事的方式看，口述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令陈君天背后冒汗的原因，也在于随着年华流去，抗战老兵口述愈发具有了稀缺性。本次获公民写史奖的凯迪社区“百姓家史”栏目，和口述史的关联性无疑更强。它以“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为号召，邀网友穿梭光阴，去剥开历史的尘封，以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家庭(家族)为对象，重新唤起家庭的意义和传承。

　　口述史的意义，一再受到强调。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获得年度“国家记忆2014”历史图书奖。组成这个家族历史记忆的篇章，同样少不了口述史的支撑。在深圳的活动现场，也有与会者向他发问：是否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口述抢救具有紧迫性，所以真实性仅处于次优位置，先把口述留下再说?

　　周锡瑞的回答倒也中肯：如果是不真实的口述，那抢救它的意义何在?(大意)

　　这也是我近年常常思考的议题。因为个人偏好的原因，我从新闻采写转入旧闻发掘已有段时日。口述也做了一些，但更多时候，我热衷于查档案和老旧报刊。当事人的口述，一般会提供档案所没有的鲜活细节，但如果存在利害关系，口述的内容常常又是失真的，甚至完全颠倒黑白——如果没有其他的旁证和相反口述的存在，这一抢救下来的历史片段，似乎注定要被当作信史来反复征引，你乐见这种局面的产生么?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它让我对口述历史保持了越来越大的警惕心。同样以抗战老兵为例，这些年相关的采访非常之多，我相信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举国上下又会掀起一轮煽情叙事的狂飙。我也在反思，为何我现在对采访抗战老兵几无兴趣?

　　2005年，我也曾采访过一些抗战老兵。那是我最早进入口述史的实操层面，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后来对媒体同行一篇老兵报道的勘误。甘肃一个叫马兆麟的老兵，自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在中条山战役前任团长，后接任高桂滋职务，代理国民党第17军军长。他的口述被记者写入报道中，其中关于高桂滋的段落引发高桂滋女儿的不满。她经过调查发现，黄埔6-16期学员名册中，并无马兆麟名字，17军历任团长及以上职务中，也无其人。

　　为了进一步核实马兆麟的身份，我去了他所在的村落。村人皆知他曾为“伪军官”，建国后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但其在国军的具体职务，则无人能说清。马兆麟和其家人，则坚持原来的说法。最终是在当地档案馆中，我查到一份黑五类的登记表，上面显示他建国前的职务是“伪连长”。当我将复印件给马兆麟看时，他久久无言。

　　一个1948年的连长，在1941年时，最多只是普通一兵吧，或许根本未从军也未可知，但他却将自己说成了17军的代理军长。这个谎撒的有点大，背后或许有争取老兵补助的企图。无论如何，当它轻易俘获采访者的信任，以白纸黑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都是历史叙事的灾难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