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纪实：抗战中的陪都女性（2）

　　这种破坏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当时很多家庭秩序也是完全改变了的。比如有个医生的太太，她的丈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生，不断被调到不同地方，极少回家。这个太太一个人留在重庆照顾公婆和孩子，为了让家人有饭吃，每天出去寻找食物。当时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因为重庆本来人口只有20-30万左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直逼中国中部，所有人都朝大后方撤退，到抗战末期，重庆人口已经超过100万。

　　对这些妇女来说，保证她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是非常大的挑战，她们真的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来拒绝死亡。没有家就没有国，这些妇女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抗战时期这些妇女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没有最基本的民族主义怎么空谈慷慨激昂、全民抗战、浴血奋战的民族主义。这是做历史的方法问题。

　　问：时隔多年去做这样的采访和调查，你怎么看待口述史的可信度问题?

　　答：我们总以为文字的东西更可靠，而口述是人的记忆的再创造，但这其实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和做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其实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口述资料都是有问题的，都要小心慎重地使用。

　　文字资料也是看谁记载的文字，记载的关于谁的故事。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使用史料。假设我们在十九世纪美国南部一个棉花庄园找到了两本日记，一本是白人庄园主写的，另一本是黑人奴隶写的，写的是关于同时同地同样的事情，你会读到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

　　所以口述史也是一种不完美的表现方式。但对普通妇女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妇女，她们永远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史料。那她们不应该有历史吗?她们长久地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表达空间，所以造成这一部分的历史是长久的空缺，是一种失音、失衡、失真。我们怎么表现她们的历史?只能用口述史来弥补这个遗憾。

　　口述让我们可以重塑当时普通重庆妇女的抗战经历，而这些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启示，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史，了解中国近代史。只有把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述史两者都包括进去以后，我们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最真实的样子。

　　问：因此你也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这些妇女并不是被动地参与抗战，相反，她们参加政治的积极度是真实的，不光是真实的，而且她们的积极度甚至高于精英女性。

　　答：对，她们经常被误以为是迫于生计，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反抗暴力和侵略，但是这些讲述会颠覆这种刻板印象。为什么她们会比精英女性更热衷于政治上的反抗呢?是因为她们受的苦难比精英妇女要大很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真的是一种最真实的人性，当然伟人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哲学。

　　问：那么你要如何通过普通妇女的讲述来透视战争?

　　答：即使给战争一个女性的面孔，战争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只有我们认识了人和战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去避免战争。美国历史学家Parks　M.　Coble指出，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往往被忽视了。战争的人文维度的主要观点是：战争是人造的，对战争影响最大的是人，受战争伤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别是普通人。

　　在以前，比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用一种非常高调的视角去书写。早就有西方学者提出，任何社会在战争时期都需要将其集体的战争记忆神圣化，以此证明人们的流血和牺牲是有价值的。但今天，我们应该避免把战争记忆神圣化。

　　我曾专门写文章谈到官方抗战情绪和民间差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正义的战争，也是要死人的，而且死的大多是普通百姓。我希望人们能够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战争与国家的关系、战争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女性的关系。因为在中外以前一谈战争，特别是关于战争史，一定是让男孩去参战，然后成为男人来保护妇女儿童，女人都是被划定在受害者、被保护者和弱者的地位上。

　　问：女性对战争的改变，比较突出的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