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期间的难民逃亡去哪里了

　　“难民”是指遭到战争威胁或受到某种外力压迫而背井离乡的人。难民的产生属于社会演化中的特殊现象。难民迁徙后，可能在条件许可时返回原地，也可能在迁徙地长期定居成为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

　　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

　　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