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的片断回忆

　　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从此，在平津，日寇的坦克纵横街衢，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在此严重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了。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平津的爱国师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党的《八一宣言》，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动力。

　　《八一宣言》发表后，华北的知识界积极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传播。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这时，徐冰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太原、北平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亡会”、“华北救亡会”和“华北民众救亡同盟”等统一战线组织，努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的高等院校里的一些进步教授如杨秀峰、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寸树声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冒着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革命理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问，徐冰同志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其中有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小梅、劳君展、许德珩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恰巧北大学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事来找我们，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大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一节作了分工，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我负责(以后北大负责联系的增加了马叙伦、尚仲衣教授)，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平大法商学院及平大各学院由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邢西萍、张小梅负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筹备酝酿的工作进行两三个星期的时候，一天忽有一个叫刘定五(治洲〕的来找我。刘是旧国会议员，当时是宋哲元的最高顾问，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关系，他和我见过面。这时他来找我，显然是作宋哲元的说客，要我们不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但是，经我与之深谈，他有了转变，我遂趁机要他做宋哲元的工作，劝宋站在人民一边，救亡图存，一致对外。刘愿意去说服。这时全城纷传南京政府已经批准，准备成立新的政治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任委员长。大家看得很清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不过表面上做个幌子以遮掩天下人之耳目，而实质上是把冀察两省作了“睦邻”的礼物。十二月八日，党领导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第二天(十二月九日)举行请愿的决定。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十二月九日那一天，我和劳君展同志以及其他爱国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