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口述一二·九运动：青春之歌

　　1935年8月，我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一年级的同学全部被安排住在三院(当时府右街李阁老胡同内)。记得系主任姓李，他教授资本主义经济，课时，他多次规劝同学埋头读书，就能挽救国家危亡。可是华北危亡，同学中除过极少数醉生梦死和国民党安插在学生中的特务外，绝大多数学生都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以身报国，主张积极抗日。我们一年级的同学正是这一部分成员。

　　那时同学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抗日的问题，正在这时，《八一宣言》送到我们面前，饭堂、阅览室，甚至课桌上都出现了鼓舞人心的《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进步学生所接受，并成为同学们学习的主要课程和行动纲领。

　　当年7月中日正式签订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量主权。其后，“华北自治”更让华北局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这种危难时刻，“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大学三院的大门被先前赶到的警察、汉奸、特务严密封闭住，他们以为封住学校大门，就可以把来势汹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封锁住。连死都不怕的同学们越墙而出，或单个或三五成群绕道向预定地点———新华门前的候车站靠拢，因为三院位置距新华门最近，所以游行中，北大三院的同学走在队伍最前列。

　　从请愿到游行，我和北大三院的同学们始终站在队伍最前列，由于警察、宪兵阻挠，队伍在行进到西单附近时受阻，随后，又在西四牌楼重新组织列队，但是无论遭遇到什么阻力，我们手上高举的巨幅标语从没有放下来。一整天时间，三院的同学没有人离开过游行队伍。

　　游行结束当晚，返校同学就商定由三院政治、经济、法律、商学四班中，推选出二至三名代表组成三院学生会，以便将活动推到最高潮。因为有了组织，全院罢课得到全体同学响应和支持，不但同学自身提高了抗日救国的认识，还开始发动自己的同乡以及中学的同学参加，这些行动都为6天后进行的“一二·一六”全北平市大游行、大罢课，做了充分准备。

　　我(指钱丹辉)和柴书林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友，经历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北平解放后，有一天，我俩经过北京王府井大街翠华楼前，柴书林突然手指着电影院门前的石柱说，当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就是从这里脱身的，这时我才知道，他参加过“一二·九”，而且还是其中一名学生领袖，游行时，他手里打着巨幅标语，始终走在队伍最前列。本来应该由他本人来讲述这段历史，可惜的是，在1995年，我的这位老朋友因病去世了。有关他的全部记忆，部分是我记挂着点滴的记忆，有些是来自他多年前写成的回忆录。

　　呐 喊

　　2005年6月28日，西安市灞桥，当年张学良站立过的土台子已踪影难觅。宽敞的大路上飞驰着各式车辆，两侧新栽植的柳树挂着一抹深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当年群情激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青年学生，如今也都是年迈老者。毕竟发生在69年前的往事，已经走出视野外很远。

　　光阴远遁，并不意味着记忆褪色。1935年，远在南京中学读高二的钱丹辉就是那个年代“一二·九”运动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当年12月15日，时年16岁的钱丹辉，看到《时事快报》上刊载的北平“一二·九”运动遭当局镇压的消息，气愤不已，回到学校，他手书下“华北危，困难亟，死读书，有何益?”12个大字张贴在学校的公布栏上，更多学生给了他回应。随后，数千学生，自发结队朝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广场聚拢，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北平被捕同学，强调学生有爱国救亡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