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2)

　　没过几天，传来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华北特殊化的产物。大多数同学也是这样，听到这样的消息议论纷纷，没有不气愤的。差不多同时又听说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就定在12月9日。北平学联的通知来了，就在这一天将举行全市同学的请愿。

　　我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35年12月9日这天，我早早就起了床，吃过早点赶到集合地点。我到得是比较早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比我先到。等不多久，同学们陆续来了，到出发时间大概有二三百人。那一天是星期一，学校上课，有些举手赞成游行的人没有去，我们打着清华横幅校旗，高呼着口号，沿着铁路线朝着西直门方向前进。走到西直门外一个叫做高粱桥的地方，清华的队伍同在那里受阻的燕京大学同学以及几个中学同学的队伍会合。军警不让前进，大家发出怒吼，冲过了阻拦我们前进的“防线”，稍后就走到西直门，没有想到西直门大门奉命紧闭。那时候北京的城墙还是完整的，关上了门我们就进不去，不能同城里的同学会合。同学们对反动当局采取这样的措施非常气愤，派人前去交涉，要他们开门，面对许许多多的交涉，回答只有一个“不行”。去阜成门探视的同学回来了，说那里城门也关了进不去人，只有就地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伪组织自治，号召群众起来要求当局不再一味投降妥协，并向居民们控诉当局不许我们进城、阻拦我们的爱国抗日行为，同时我们在群众大会外也分散向居民、向守城门的军警进行宣传。群众的反应是热情的、强烈的，军警们虽然默默不语，但认真地听我们讲，我们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同情我们的爱国行动的，只是不敢有什么表示。先到西直门的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正在进行宣传时，北平大学农业院的同学和西郊另外几个中学的同学也赶到了西直门。人越来越多，原来要进城游行的队伍成了一支1000多人的宣传队，从上午一直坚持到黄昏。同学们在西直门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时，新闻记者们也赶到了。他们进行采访，拍下同学们的照片。有一位与我同一学期转入清华三年级的同学陆璀(我在设在上海大夏大学的考场同她见过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就有人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许多听她演讲的人头)，这张照片后来就在许多报刊上登出，成为反映一二·九这个历史性运动的代表性的照片。我认为在陆璀身边的十来个穿着长袍围着围巾的男同学中可能有一个是我，当然也可能不是，因为穿那样衣服的人不少。

　　在西直门受阻只得就地进行宣传时，我们很关心城里同学的活动情况。西郊的学校毕竟比较少，城里的学校要多得多，北大、师大、中国大学、法政学院、民国大学、女一中、汇文中学……他们一定也会受到阻拦，但是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一二·九运动是整个北平学生的行动，但是主战场在城里。不过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城里的同学英勇斗争，军警的大刀、枪柄、棍子、水龙头使许多同学挨打，全身衣服结冰……我听说城内的同学总算到了新华门，派出代表向住在中南海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头头何应钦进行请愿，但是当局不允许学生进居仁堂，何也没有出来见学生，出来了个官员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同学们十分气愤，请愿受阻就改成了示威，并且决定出西直门去迎接清华、燕京的同学进城。可是就在路上，他们同以大刀、水龙头等为武器阻挡前进的军警搏斗，迎接我们进城的目的没有达到，城内、城西两支队伍始终没有能会合在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对那天城内城外的情况写了不少，我就不想在这里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