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第二节（1）

2017-11-22 15:1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第四编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二节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

　　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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