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第二节（2）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要点采取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石原芜尔认为当局者“徒然强调积极作战，过于相信武力的优越，他们不理解中国事变持久战的根本含义，置兵于绝境，耗尽了国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9页。]

　　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464页。]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原书房，1965年版，第401页。]

　　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