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第二节（1）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49页。]

　　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